在杭州执业这些年，我接触过不少企业主，他们原本只是想解决资金周转的难题，通过贸易形式融点资，结果一夜之间，自己和公司高管就陷入了刑事调查的漩涡。办公室里，他们常常一脸困惑地问我：“叶律师，我们签的都是正规合同，货权凭证也齐全，怎么就成了诈骗呢？”这种从正常经营到涉嫌犯罪的巨大落差，根源往往在于司法实践中对“融资性贸易”的认定，存在几个致命的混淆。
很多当事人最想不通的一点是：我做生意想融资、想赚点利差，这有什么错？为什么办案机关就认定我有非法占有的目的？
这恰恰是第一个关键混淆。从商业逻辑看，融资性贸易的核心目的是“资金周转”和“赚取固定收益”，这属于再正常不过的商事牟利行为。就像你向朋友借钱周转，承诺付点利息，目的是渡过难关并盈利，而不是想把朋友的钱据为己有。然而在司法实践中，一旦贸易环节出现资金断裂、无法回款，办案人员很容易用“事后结果”来倒推“事前故意”，认为你从一开始就是想“空手套白狼”。这种思维忽略了市场风险、经营不善等客观因素，简单地将民事违约风险等同于刑事诈骗故意。在一起我经手的案件中，当事人因为下游客户突然破产导致货款无法收回，整个贸易链条断裂，就被指控为合同诈骗。我们辩护的核心，就是通过大量的邮件、会议纪要等证据，向法庭证明当事人在交易之初有真实的履约意愿和能力，亏损是市场突变导致的，而非蓄意欺骗。
融资性贸易为了控制风险、实现资金定向流转，常常会设计多环节、甚至闭环的交易结构。比如A公司卖给B公司，B公司再卖给C公司，最后C公司又卖回给A公司指定的关联方。在办案人员眼中，这种“资金空转”“走单不走货”的闭环，几乎就是“虚假贸易”的代名词。
但这其实是把交易的结构性设计，直接定性为犯罪手段。我常跟当事人解释，交易结构复杂与否，与交易真实与否没有必然联系。就像修建一条水渠，为了让水流向特定农田，中间多设几个闸口和弯道，这水渠本身的功能是真实的。关键在于，贸易的各方是否对货权的转移、资金的支付等核心要素达成真实合意，并实际履行。如果仅仅因为交易路径复杂、货物理实不频繁移动（比如大宗商品只转移仓单），就全盘否定贸易的真实性，无疑是片面的。在一起涉及仓单交易的案件中，我们通过调取第三方仓储公司的入库、保管、出库记录，以及完整的增值税发票流，有力地证明了货权是真实、清晰转移的，所谓的“闭环”只是基于融资安排的控制措施，而非虚构交易。
这是最让企业感到无奈的一点。国资委等监管部门对融资性贸易，尤其是国企参与的相关业务，确有严格的规范，禁止“无真实货物、无真实履约意图”的虚假贸易。但这属于行政监管的范畴，目的是防范国资流失和金融风险。
然而在实践中，一旦出现损失，特别是涉及国企时，问题很容易从“是否违规”滑向“是否犯罪”。办案机关有时会模糊两者的边界，用监管文件中对“空转”“走单”的描述，直接作为刑事指控中“虚构事实”的依据。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违反行政管理规定，与触犯刑法构成犯罪，是性质完全不同的两回事。刑事犯罪的认定，必须严格遵循刑法规定，考察是否具备诈骗罪等罪名所需的“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行为以及“非法占有目的”的主观故意。不能因为一项贸易交易被认定为监管意义上的“融资性贸易”或存在违规，就直接给它贴上犯罪的标签。辩护律师的价值，正是在这个模糊地带，坚决捍卫“罪刑法定”的原则，将行政违规问题交还给行政监管，而不是任由其升格为刑事追诉。
说到底，融资性贸易本身是一种中性的商业模式，它在法律上可能表现为买卖合同、委托合同等合法形式。刑法应该保持其谦抑性，不能仅仅因为交易结构特殊、目的包含融资，或者最终出现了经营亏损，就贸然介入。作为律师，我见过太多企业家因为这几个根本性的混淆而身陷囹圄。我们的工作，就是拨开这些迷雾，向法庭清晰地呈现：什么是正常的商业风险，什么才是真正的刑事犯罪。守住这条边界，不仅是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也是在维护一个健康、可预期的营商环境。
叶斌律师，刑事辩护律师，浙江允道律师事务所主任，创始合伙人，执业十八年以来，专注刑事辩护领域，带领团队办理刑事案件超2000件,成功帮助上千名当事人争取到取保候审、不起诉、缓刑及罪轻判决。在诈骗罪、非法经营罪、开设赌场罪及卖淫类犯罪，销假类犯罪，性侵类犯罪，毒品犯罪等各类刑事案件有极其丰富的办案经验。团队承诺专业服务、追求有效辩护，在杭州有良好的口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