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业这些年，我见过不少案子，当事人行为的性质往往不像表面看起来那么简单。有时候，一个看似普通的举动，背后可能牵扯到复杂的法律定性问题。最近看到一起关于党员干部违纪的案例讨论，虽然不直接涉及刑事犯罪，但其背后关于行为性质、主观故意和财物认定的逻辑，对我们理解刑事辩护中的类似问题，比如受贿罪与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中“财物”的界定，很有启发。今天，我就从这个案例出发，和大家聊聊我的看法。
案例里，一位负责审批的科长，几次在餐厅宴请朋友，用的是一位企业老板的会员账户支付餐费，金额有数千元。老板没有参加宴请，也没有提出具体请托。就这么一件事，在如何定性上，却产生了三种不同的观点：是违规转嫁个人消费？是接受可能影响公务的宴请？还是收受可能影响公务的财物？
这让我想起在刑事辩护中，特别是经济类、职务类犯罪案件里，检察官和辩护律师之间也常常出现这样的定性之争。一个行为，是民事纠纷还是刑事犯罪？是此罪还是彼罪？定性不同，结果天差地别。案例中的第一种观点，类似于认为行为人主动要求他人买单；第二种，侧重于接受了某种活动安排；而第三种，则聚焦于接受了财产性利益本身。分歧的根源，在于对行为本质的把握不同。
我赞同案例中最终采纳的第三种观点。为什么？关键在于两点：一是涉案的“餐费”是否属于法律意义上的“财物”；二是行为人的主观心态是什么。
首先，关于“财物”。在刑事领域，相关司法解释早已明确，贿赂犯罪中的“财物”，包括财产性利益。比如，让人代为支付旅游费用、装修款，或者像这个案例里，使用他人的会员账户消费，本质上都是获得了不需要自己支付对价的经济利益，这完全符合“财产性利益”的特征。不能因为它披着“消费”的外衣，就忽视其“财物”的本质。在辩护时，我们有时也需要审视，当事人所获的利益，是否确实达到了“财物”或“财产性利益”的标准，这直接影响罪与非罪的界限。
其次，关于“主观故意”。这是区分不同性质行为的核心。案例中分析认为，认定收受财物，只要求行为人明知对方是管理和服务对象而收受，并不要求其认识到“必然影响公正”。这是一种“预防性”的故意认定。而如果是认定“转嫁费用”，则通常要求行为人有更积极主动的“要求”或“促成”行为。这就好比，别人主动塞给你一个红包你收了，和你伸手向别人要这个红包，在法律评价上，前者可能构成“收受”，后者则可能带有“索要”或“要求支付”的性质，情节和主观恶性评价不同。在刑事案件中，查明是“主动索要”还是“被动收受”，对量刑有至关重要的影响。
这个案例给我的启发是，无论是违纪审查还是刑事侦查，对行为的定性都必须建立在对细节的精准把握上。比如，是谁先提出的？有没有明示或暗示？支付方式是怎样的？双方平时的关系如何？有没有具体的请托事项或承诺？
在刑事辩护中，我们常常需要像解构这个案例一样，去解构当事人的每一个行为。宴请是对方组织的，还是自己组织的？消费时对方是否在场？支付的金额是否明确、可计算？这些细节，都可能成为辩护的切入点。案例中最终认定为“收受财物”而非“接受宴请”，一个重要理由就是，请客者并未参与组织和安排宴请本身，仅仅提供了支付手段。这提醒我们，在类似情况下，不能简单地将“用了别人的钱吃饭”等同于“接受了别人的宴请”，行为的主动方、控制方是谁，需要仔细辨析。
说到底，法律工作是一门精细活。一个行为的定性，往往就在几个关键细节的把握上。作为律师，我们的价值就在于，帮助当事人和办案机关，一起厘清这些细节，找到最符合法律事实和立法本意的那个定性。这既是对当事人负责，也是对法律本身的尊重。
叶斌律师，刑事辩护律师，浙江允道律师事务所主任，创始合伙人，执业十八年以来，专注刑事辩护领域，带领团队办理刑事案件超2000件,成功帮助上千名当事人争取到取保候审、不起诉、缓刑及罪轻判决。在诈骗罪、非法经营罪、开设赌场罪及卖淫类犯罪，销假类犯罪，性侵类犯罪，毒品犯罪等各类刑事案件有极其丰富的办案经验。团队承诺专业服务、追求有效辩护，在杭州有良好的口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