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晚在办公室整理卷宗，一位同事给我发了条信息，说他老家的亲戚收到别人送的几只野生甲鱼，现在公安找上门了，问怎么办。电话里，那位亲戚语气很慌，反复说“我真不知道那是保护动物”。这种场景，在我十八年的执业生涯里见过太多次了。很多当事人，可能只是出于好奇、爱好，甚至是无意间的行为，就踏入了法律的雷区。
办理这类案件，核心不在于事后多懊悔，而在于事前是否知情，以及事后如何补救。今天，我就结合一些实战中的经验，跟大家聊聊，在涉及野生动物的案件里，哪些情况下，法律的“网”可能留有“出口”，存在争取不起诉的空间。
就像我开头提到的案例，很多当事人陷入麻烦，起点往往是“不知情”。法律上追究责任，尤其是刑事责任，通常需要当事人主观上知道自己行为可能违法，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主观明知”。
如果能够通过证据表明，当事人确实不清楚猎捕、买卖的动物属于国家重点保护名录或“三有”保护动物，这就为辩护提供了第一个，也是非常重要的基础。比如，有人从市场上购买，卖家声称是人工养殖的；或者在外省某市的山里，捕猎了当地常见的鸟类，却不知它已被列入保护名录。这些情况在实践中并不少见。
当然，证明“不知情”不能光靠嘴说。我们需要结合当事人的认知水平、生活环境、交易渠道、价格是否明显异常等一系列客观证据，去向办案机关说明。这一步如果走通了，案件的定性就可能发生变化，从“犯罪”转向“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从而打开不起诉的窗口。
即便行为客观上造成了影响，但如果后果能够挽回、弥补，法律也会给予从宽处理的机会。这在野生动物犯罪中体现得尤为明显。
我经手过一个案子，当事人因为爱好养鸟，购入了几只珍稀鹦鹉。案发后，我们第一时间指导家属配合，将鸟儿移交给专业的救护机构，并积极缴纳了生态修复补偿金。最终，因为动物存活状态良好，且当事人系初犯、认罪认罚，检察院作出了不起诉决定。
这里有几个很具体的努力方向：一是确保野生动物存活，并主动放生或移交；二是积极缴纳生态损害赔偿金或罚款，用行动弥补对环境的损害；三是在共同犯罪中，如果作用较小、情节较轻，比如只是帮忙运输了一次，且数量和价值都不大，也有可能通过退赃退赔、取得谅解等方式，争取到不起诉的结果。司法机关在判断时，会综合考量你的行为是否真正对资源造成了不可逆的破坏。
随着社会发展，法律对一些特殊情况也有了更细致的考量。比如，如果涉及的野生动物，已经列入国家公布的人工繁育技术成熟名录，或者已经形成了大规模、稳定的养殖种群，其保护价值和野外种群有所不同。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当事人饲养的数量很小，纯粹是作为宠物，且没有造成动物死亡，那么其社会危害性就相对较低。
再比如，对于非法捕捞水产品、非法狩猎等罪名，如果未使用“电、毒、炸”等严重破坏性方法，没有在明确的禁渔区、禁猎期实施，捕捞或猎捕的数量和价值有限，那么在积极配合调查、缴纳生态补偿金后，争取不起诉的可能性也会增加。法律惩罚的是那些恶意、大规模破坏生态资源的行为，对于情节轻微、危害有限的情况，会给予改过自新的出路。
总而言之，涉野生动物案件并非铁板一块。从主观认知到客观行为，从危害后果到特殊情形，都存在可以深入分析和争取的空间。每一起案件都有其独特性，关键是要在专业律师的帮助下，仔细梳理证据，找准案件的“软肋”和当事人的“亮点”，积极创造从宽处罚的条件。面对这类案件，绝望和恐慌解决不了问题，理性的分析和积极的应对，才能找到最好的出路。
叶斌律师，刑事辩护律师，浙江允道律师事务所主任，创始合伙人，执业十八年以来，专注刑事辩护领域，带领团队办理刑事案件超2000件，成功帮助上千名当事人争取到取保候审、不起诉、缓刑及罪轻判决。在诈骗罪、非法经营罪、开设赌场罪及卖淫类犯罪，销假类犯罪，性侵类犯罪，毒品犯罪等各类刑事案件有极其丰富的办案经验。团队承诺专业服务、追求有效辩护，在杭州有良好的口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