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有位企业负责人匆匆来到办公室，坐下第一句话就是：“叶律师，我真不知道那废水有问题，怎么就说我‘明知’呢？”他脸上写满了困惑和冤枉。这种场景，在我处理环境类刑事案件时并不少见。很多当事人，特别是企业经营者，往往是在收到法律文书时，才第一次接触到“推定明知”这个词，而它，恰恰是污染环境罪定罪的核心门槛。
这个门槛看不见摸不着，因为它关乎人的内心想法。当司法机关没有直接证据证明你“知道”时，他们可以通过一系列客观事实来“推定”你知道。一旦被成功推定，罪名很可能就成立了。今天，我就结合这些年办过的案子，跟大家聊聊这个“推定明知”，它依据什么，法官怎么看，以及万一牵涉其中，当事人和律师可以从哪些地方寻找突破口。
办过污染环境案的同行都清楚，当事人的口供里直接承认“我知道这会造成污染”的情况少之又少。那法院怎么认定主观故意呢？靠的就是“推定”。它不是猜测，而是基于一套明确的规则。
这个规则的核心，是一份重要的司法文件，里面列举了六种典型情形。比如，你的企业没有排污许可证就开工；该用的环保设施故意不用；或者被环保部门罚过后还继续排；再比如，通过暗管、渗坑这种明显想躲开监管的方式排放。只要存在这些行为，而你给不出合理解释，法律上就可以推定你对污染后果是“明知”的。这就像下棋，对方已经布好了局，你的每一步应对都至关重要。理解这个规则，是辩护的第一步，也是当事人厘清自身处境的关键。
当事人常常不理解：“凭什么这么推定我？”法官的思维是有迹可循的，他们通常会综合考察几个方面。
首先是你的身份。如果你是化工行业的老师傅，或是企业的环保负责人，法院会倾向于认为你具备识别污染物的专业能力。我记得有个案子，当事人是某化工厂的车间主任，长期接触生产流程，法院就据此推定他应当知晓违规排放的后果。反之，如果只是个按指令行事的普通司机或临时工，推定的力度就会弱很多。
其次是行为方式。如果你的行为本身就“鬼鬼祟祟”，那几乎是给自己贴上了“明知”的标签。半夜偷偷运废水去偏僻地方倾倒，或者工厂的排水管特意绕过监测设备，这些行为本身就在大声告诉法官：我知道这事不对，所以才要躲。再者，污染物本身的特征也很关键。排放的物质如果气味刺鼻、颜色怪异，普通人凭常识都能感觉不对，这时想主张“完全不知情”就比较困难了。
最后是事后表现。如果之前已经被环保部门警告甚至处罚过，依然我行我素，那几乎坐实了放任不管的故意。这几点像一张网，法官会把它们编织在一起，形成内心确信。辩护的工作，往往就是去松动这张网的某一个或多个节点。
面对“推定明知”的指控，慌张和否认解决不了问题。核心思路是，用事实和逻辑去打破对方的推定链条。根据我的经验，可以从以下几个方向入手。
第一，正面质疑推定的基础事实。比如，如果指控你“通过暗管排放”，你需要搞清楚，那到底是不是为了逃避监管而专门铺设的“暗管”？我们曾遇到一个案例，当事人厂里那根所谓的“暗管”，其实是建厂时遗留的废弃管道，他本人根本不清楚其存在和走向。这就需要通过现场勘查、图纸对比等证据，把这一环攻破。
第二，积极提供“合理解释”并附上证据。法律留了出口：如果你能作出合理解释，推定就不能成立。这是辩护的黄金地带。例如，委托第三方处置废物却出了事，你是否查验并留存了对方的资质文件（哪怕后来发现是假的）？这能证明你履行了基本的注意义务，属于被欺骗，而非故意放任。再比如，环保设施突然故障导致泄漏，你有没有及时的维修记录和上报凭证？这能指向过失，而非故意。
第三，明确区分“故意”与“过失”。污染环境罪是故意犯罪，过失一般不构成此罪（除非法律有特别规定）。辩护中，我们常常着力构建一个“过失”的叙事。对于企业主，可能是“建立了制度但疏于管理培训”；对于员工，可能是“缺乏专业知识，未能识别风险”。这需要结合岗位职责、培训记录、操作规范等大量细节来支撑，把当事人的心理状态从“希望或放任”拉回到“疏忽大意”的层面。
说到底，对抗“推定明知”的过程，是一个用客观证据去还原主观心态的过程。司法机关越来越强调“主客观相统一”，反对简单的“客观归罪”。这意味着，只要当事人能拿出扎实的证据，讲出合乎情理的故事，就有空间去反驳不合理的推定。当然，这一切都需要在专业律师的指导下，系统地、有策略地进行。证据的梳理、时机的把握、策略的选择，往往决定了最终的走向。
叶斌律师，刑事辩护律师，浙江允道律师事务所主任，创始合伙人，执业十八年以来，专注刑事辩护领域，带领团队办理刑事案件超2000件，成功帮助上千名当事人争取到取保候审、不起诉、缓刑及罪轻判决。在诈骗罪、非法经营罪、开设赌场罪及卖淫类犯罪，销假类犯罪，性侵类犯罪，毒品犯罪等各类刑事案件有极其丰富的办案经验。团队承诺专业服务、追求有效辩护，在杭州有良好的口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