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当事人家属在案子进入审查起诉阶段后，会拿着一叠厚厚的卷宗材料问我，叶律师，这里面的证人证言，我们怎么看？感觉每个人说的都不一样，哪些对我们有利？
说实话，这正是律师工作的核心战场之一。审查起诉阶段，检察官在决定是否起诉、以什么罪名起诉时，证人证言往往扮演着关键角色。如何从看似庞杂甚至不利的证言中，找到突破口？这需要一点策略和经验。
很多时候，案件的关键指控依赖于个别证人的说法，比如受贿案中的行贿人。这时，我们得像侦探一样，去寻找证言里的“裂痕”。
我印象很深，早年办过一个外省某市的案件，当事人被指控受贿。控方最关键的一位证人，前后做了好几份笔录，但说法变来变去。比如关于送钱的时间，从“九月底十月初”到“十一月”，前后能差出个把月；关于装钱的袋子，一会说是白色塑料袋，一会说是用报纸包的。
这就有意思了。我们立刻着手去核实。结果发现，他说的那个十一月初的时间点，当地气象记录显示正在下大雪，积雪有几十厘米厚，这和他证言里描述的“天气不冷不热”的场景完全对不上。更关键的是，那个时间段，我的当事人正在党校封闭学习，有明确的学员记录和证人证明，根本没有作案时间。
这些矛盾不是小细节，它直接动摇了证言的真实性基础。时间、地点、天气、人物的活动轨迹，这些客观证据就像一把尺子，能清晰地量出证言到底靠不靠谱。当证人的描述与气象记录、监控、考勤、通话记录等铁板钉钉的证据严重冲突时，这份证言的证明力就会大打折扣，甚至被完全排除。最终，这个案子检察院以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为由，没有起诉。
当事人家属或朋友出来作证，证明当事人不在场或者没有作案，这是很常见的辩护思路。但检察官往往会质疑，说你们是亲属，有利害关系，证言不可信。这确实是个现实难题。
但证言弱，不代表没用。我们的策略是，不能让它“孤零零”地存在，得想办法给它找到“朋友”，形成证据的合力。
比如之前杭州有个涉嫌故意伤害的案子，张先生的母亲作证说，案发那天晚上儿子一直在家吃饭。光靠母亲这一句话，力量太单薄。我们团队没有就此打住，而是顺着这个线索去寻找一切可能的客观佐证。
我们调取了小区电梯和单元门的监控，虽然没拍到家里，但能证明张先生在案发那个时段没有离开过这栋楼。我们又找到了他母亲当天在附近超市的购物小票，买的东西正好是做晚饭的食材。同时，张先生的手机通话记录显示，那个时间点他正和朋友在家里通电话。
你看，监控、物证（小票）、电子数据（通话记录），这三样客观证据，就像三个点，稳稳地支撑起了“在家”这个证言，形成了一个闭合的证据环。这时候，检察官再看待这份亲属证言，感受就完全不同了。它从一个孤立的、被质疑的陈述，变成了一个合情合理、能被其他证据印证的事实环节。这个不在场证明后来被采纳了。
还有一种证人，他跟案件双方都没利害关系，比如路过的群众。他们的证言听起来往往最“客观”，但也最容易隐藏着对当事人有利的信息，关键看你怎么解读。
我办过一个涉嫌抢劫的案子，有位路过的中立证人看到一个人跑开，向警方描述说“看到一个穿黑色夹克的男子”。这个描述对当事人非常不利，因为当事人当天确实穿了件黑色夹克。
但我们反复研究案卷和现场录像，发现了几个被忽视的点。第一，监控显示，案发时段现场附近至少有两名男子穿着类似的黑色夹克。第二，这位证人自述的位置距离现场有几十米远，而且当时天色已晚，路灯昏暗。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我的当事人那件夹克袖子有个很明显的破洞，但证人的描述里完全没有提到这个醒目的特征。
这些点单独看，似乎都不能直接证明什么，但组合在一起，就构成了“合理怀疑”。证人的感知条件有限，他的描述是模糊的、不精确的，无法将“穿黑夹克的人”这个泛指，唯一地指向我的当事人。当证据存在多种解释的可能性，无法排除合理怀疑时，根据“存疑有利于被告人”的原则，就达不到起诉的证明标准。这个案子，当事人最终获得了不起诉处理。
证人证言是流动的、主观的，它不像监控录像那样“铁证如山”。但也正因如此，它才充满了可以辨析、可以质证的空间。在审查起诉阶段，律师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拿着放大镜，甚至显微镜，去审视每一份证言与客观事实的贴合度，与其他证据的呼应度。有时，一个时间点的矛盾，一个被忽略的细节，就是打开困境之门的钥匙。这工作很枯燥，需要极大的耐心，但往往，转机就藏在这些枯燥的细节里。
叶斌律师，刑事辩护律师，浙江允道律师事务所主任，创始合伙人，执业十八年以来，专注刑事辩护领域，带领团队办理刑事案件超2000件，成功帮助上千名当事人争取到取保候审、不起诉、缓刑及罪轻判决。在诈骗罪、非法经营罪、开设赌场罪及卖淫类犯罪，销假类犯罪，性侵类犯罪，毒品犯罪等各类刑事案件有极其丰富的办案经验。团队承诺专业服务、追求有效辩护，在杭州有良好的口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