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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辩护律师:刑法规范性与刑事政策,一线律师的实战思考

2026-03-12

昨晚团队开会复盘几个经济犯罪的案子,讨论到深夜。白板上写满了各种辩护思路和法条引用,但有个更根本的问题被反复提起:我们辩护时面对的,究竟是冷冰冰的刑法条文,还是背后那个不断变化的刑事政策目标?这个问题,我执业十八年来,几乎在每个复杂案件里都会碰到。

刑法是手术刀,刑事政策是治疗目标

很多当事人和家属以为,律师就是对照法条“抠字眼”。这话对,但也不全对。打个比方,刑法就像一把精密的手术刀,有固定的规格、明确的操作规范。而刑事政策,更像是医生想达到的治疗效果——是根除病灶,还是控制病情?前者是“怎么做”的规则,后者是“为什么做”的价值追求。

我经手过的案子告诉我,这两者常常不在一个频道上。刑法作为规范,它的任务很具体:某个行为构不构成犯罪,该判几年。它讲究“实然”,就是白纸黑字写出来的东西。而刑事政策,比如“从严惩处某类犯罪”或“保护营商环境”,它追求的是“应然”,是一种理想的社会治理效果。问题就在于,当政策目标特别迫切时,这把“手术刀”的使用范围和方法,会不会被改变?

过度依赖“刀”的锋利,可能治标不治本

理解了这种区别,我们再来看看实际问题。在我办理的大量经济犯罪和职务犯罪案件中,一个深刻的感受是:我们有时太依赖刑法这把“刀”了。比如,某个企业主因为经营模式踩了线,被控非法经营,涉案金额一笔不小的数目。从政策角度看,整顿市场秩序没错。但深究原因,往往是经济转型期规则不清晰、管理有漏洞导致的。用重刑威慑,见效快,可就像只割掉了看得见的杂草,土壤没变,问题还会冒出来。

职务犯罪也一样。贪腐行为令人痛恨,依法严惩绝对必要。但说实话,办多了这类案子,我心里也有困惑:把希望过多寄托在刑罚的严厉上,甚至依赖极刑来震慑,真的能铲除腐败的根源吗?恐怕很难。根治之策,更在于权力运行机制的阳光化与制度化。刑法在这里,更像是一个最后兜底的惩戒措施,而不是包治百病的万能药。如果把所有的政策目标都压给刑法去实现,这把“刀”可能会不堪重负,甚至伤及无辜。

律师的战场:在规范与政策的张力间寻找空间

说到这里,可能有些当事人会问:叶律师,这对我的案子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一个有效的辩护,必须看清这两种力量交织的战场。我们的核心依据,永远是刑法的规范性条文,那是辩护的基石,谁也动摇不了。但同时,我们必须敏锐地感知到当前刑事政策的脉搏。

举个例子,当政策强调“保护民营企业家人身和财产安全”时,对于涉企经营类犯罪,我们辩护的重点就会更积极地朝着“社会危害性不大”、“不具有刑事可罚性”上去论证,争取不起诉或缓刑。这不是投机,而是在法律规范的框架内,为当事人的行为寻找最符合当下政策价值的合理解释。我的角色,就是做好这个“翻译”和“平衡”的工作,确保政策的暖意,能通过规范的法律程序,真正落实到每一个具体的案件和当事人身上,防止价值的冲动逾越了规范的边界。

法律从来只是社会治理的一部分。认识到刑法力量的相对性,不仅仅是立法和司法者的事,也关乎我们每个人。对于当事人和家属,理解这一点,能更理性地看待案件进程;对于律师,这提醒我们,辩护既要脚踏实地于法条,也要抬头看清政策的天空。在这规范与价值的张力间,寻找那个最公正、也最人性的支点,正是刑事辩护专业价值的所在。


叶斌律师,刑事辩护律师,浙江允道律师事务所主任,创始合伙人,执业十八年以来,专注刑事辩护领域,带领团队办理刑事案件超2000件,成功帮助上千名当事人争取到取保候审、不起诉、缓刑及罪轻判决。在诈骗罪、非法经营罪、开设赌场罪及卖淫类犯罪,销假类犯罪,性侵类犯罪,毒品犯罪等各类刑事案件有极其丰富的办案经验。团队承诺专业服务、追求有效辩护,在杭州有良好的口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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