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个月前，我去检察院提交了一份“不批捕”申请材料。那是一个涉众型，也就是涉及较多受害人的公司型诈骗案件。涉案的这位员工入职不到三个月，从中获得的收益也只是几千元。这样的情况下，公安机关仍然提请批准逮捕。说实话，这类案件我见过不少，但每次遇到，我都要重新评估：这样的羁押是否真的必要。
诈骗罪本身的构成要件确实严重，但司法实践中，我们更关心的是行为人是否有组织、是否参与策划、是否主导或长期参与犯罪行为。像这位员工，只是入职时间短、参与程度有限，甚至有可能只是执行层面的工作，获利也极少。在这种情况下，贸然批捕，往往与刑事诉讼的“必要性原则”相违背。拘留是限制自由的措施，不应成为一种惯性操作。
但问题在于，办案机关往往从行为结果出发，而忽视了动机与角色轻重。正因如此，律师的工作不只是去争取“情理上的理解”，更要以法律逻辑证明——这个羁押不具备继续的合理性。
这个案件中，公安机关认为嫌疑人一直不配合调查。而这一点，很容易成为批捕的理由。可我常说，所谓“不配合”，有时并非拒绝认罪，而是他自己都不清楚，哪些行为已经触及犯罪边界。
那位员工入职时，只知道自己在公司从事“业务推广”，老板给他发底薪和提成，他也并未接触客户。公司后被认定为通过虚假宣传骗取客户资金，员工成了被波及的嫌疑人。在看守所会见时，我反复强调：要如实讲述自己做过的事，不要编造、更不要照抄别人供述。因为很多人认为“认了就轻”，但事实上，编造的供述反而会让案件更复杂。
检察机关判断是否批捕，除了证据明显、行为严重之外，还有一个很重的考量——主观故意。一个不知道公司在诈骗人、没有参与决策的人，与一个明知故犯的参与者，后果天差地别。所以，在这一类职务参与型案件中，律师必须从主观认识切入辩护，这是争取“不批捕”或者轻处罚的关键。
我们常说，刑事案件中的“批捕”，并不是惩罚，而是一种审前的强制措施。检察院在作出是否批准逮捕的决定时，要综合评估：社会危险性、证据充分程度，以及羁押的必要性。像这种身份边缘、参与极短、获利很微的人员，只要没有再犯风险，也不属于核心组织成员，一般符合“可以不批捕”的标准。
当然，检察机关会考虑一项因素——态度。如果当事人的陈述前后矛盾过多，或拒绝提供真实情况，案件就容易被视为“难以查清事实”，批捕风险自然提高。因此，律师要做的不仅是写辩护意见，更重要的是让当事人的供述方向与证据一致，让检察院看到：没有逃避，没有掩饰，只是事实本身复杂。
那份“不批捕”申请递交那天，我心里其实也没底。但我知道，只要立足事实、理性分析，就有可能争取到合适的处理结果。几天后，当事人最终被决定不予批捕。看他走出看守所的样子，心里那一刻，我也松了口气。
说到底，法律的意义不只是处罚，更是分清轻重与责任。短期参与型的员工，不应因为站错位置就背上过重的枷锁。
叶斌律师，刑事辩护律师，浙江允道律师事务所主任，创始合伙人，执业十八年以来，专注刑事辩护领域，带领团队办理刑事案件超2000件,成功帮助上千名当事人争取到取保候审、不起诉、缓刑及罪轻判决。在诈骗罪、非法经营罪、开设赌场罪及卖淫类犯罪，销假类犯罪，性侵类犯罪，毒品犯罪等各类刑事案件有极其丰富的办案经验。团队承诺专业服务、追求有效辩护，在杭州有良好的口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