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网络算命、在线法事等迷信欺诈案件频发，但刑法上是否构成诈骗罪，却存在诸多争议。
在刑法实践中，迷信欺诈案件往往面临认定困境。诈骗罪要求行为人虚构事实或隐瞒真相，导致被害人产生认识错误并交付财物。但迷信内容多涉及未来运势或超验领域，比如预测吉凶或提供辟邪物品，这些难以用科学方法直接证伪。例如，在线算命宣称能改变命运，但未来事件本身无法在当下验证，这就动摇了将其简单归为“虚构事实”的基础。另一方面，许多被害人并非完全相信，而是抱着“宁可信其有”的侥幸心理参与交易。这种心态与典型诈骗中因欺骗导致的被动受骗不同，更像是一种基于成本收益考量的主动投机行为。此外，财产损害的认定也存疑。平安符、法事等服务在特定群体中形成主观交易体系，被害人自愿支付对价，是否构成刑法意义上的财产损失，值得商榷。毕竟，这些交易的核心价值在于心理慰藉或文化习俗，而非物品的客观成本。
为了解决这些难题，刑法理论引入了社会相当性概念。这一理论由德国学者韦尔策尔提出，核心主张是：处于社会共同生活道德秩序内的行为，不应被认定为不法。简单说，如果某种行为被社会多数成员视为正当且必要，即使形式上可能触及法益，也不宜纳入刑法打击范围。例如，家庭内部的争吵或体育竞技中的碰撞，虽可能造成损害，但因具备社会通常性而被容忍。在中国社会，对迷信的认知经历了漫长演变。从上古占卜作为国家仪式，到民间方术的流传，再到近现代被贴上“封建迷信”标签，如今部分实践如傩戏已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而上香、星座等则在年轻人中流行为文化消费。这些现象表明，迷信行为在特定语境下具备社会接受度，不宜一概否定。
在司法实践中，社会相当性理论可用于限缩迷信欺诈的认定范围。首先，对于欺骗内容的判断，不应简单以“科学世界观”为标准。迷信内容多属超验领域，无法证实为真不等于证明为假。如果行为人基于宗教身份或民俗传统提供服务，例如家族世代从事法事活动，其行为具备社会通常性，不宜直接认定为欺骗。其次，在认识错误方面，需区分错误是由行为人制造还是被害人原有。如果被害人自身深信风水禁忌，主动寻求化解，风水师仅利用其既有错误而非制造新错误，这种情况下财产损害更多源于被害人自我决定，刑法介入缺乏必要性。美国“巴拉德案”的“真诚性测试”规则可作参考：若行为人真诚相信其宣称内容，与被害人处于相似信仰水平，其获取报酬的行为未违背社会伦理，应排除不法。最后，财产损害的认定需考虑主观价值。算命、做法事等交易价格若未显著偏离市场一般水平，且被害人支付的是对心理期望的对价，而非物品成本，则不宜认定为实质财产损害。例如，销售许愿蜡烛若定价合理，盈利源于自愿重复购买，就属于正常经营范畴。
总之，迷信欺诈案件的刑法认定需谨慎应用社会相当性理论，避免将具备社会接受度的行为过度犯罪化。通过实质判断欺骗内容、认识错误和财产损害，可以更合理地划分罪与非罪界限，既保护法益，又尊重社会多元文化实践。
叶斌律师，刑事辩护律师，浙江允道律师事务所主任，创始合伙人，执业十八年以来，专注刑事辩护领域，带领团队办理刑事案件超2000件，成功帮助上千名当事人争取到取保候审、不起诉、缓刑及罪轻判决。在诈骗罪、非法经营罪、开设赌场罪及卖淫类犯罪，销假类犯罪，性侵类犯罪，毒品犯罪等各类刑事案件有极其丰富的办案经验。团队承诺专业服务、追求有效辩护，在杭州有良好的口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