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晚团队开会讨论一个案件，卷宗摊了满桌。一位当事人坚称自己只是在东南亚某国开诊所的医生，却因多名回国人员的指认，被认定为某个电诈园区的“管理层”，一审判了四年半。翻着那些几乎全是证人证言的证据材料，办公室里沉默了。这不是我们第一次遇到，近年来，关于境外电信网络诈骗案件的证据标准，正在发生一些微妙却关键的变化。
开头提到的那个案例很典型。指控的核心，几乎都来自同案人员的证言——他们说园区搞电诈，他们说当事人是管理层。至于电诈行为本身是否真实发生、涉案的具体金额是多少，这些在普通刑事案件中需要扎实证据链支撑的要件，反而变得有些模糊。
这背后有几个原因。第一，取证确实困难。犯罪窝点在境外，服务器、账本、日常管理记录，这些客观物证往往难以获取。侦查机关能带回的最直接证据，常常就是一批回国人员的口供。第二，办案压力巨大。面对汹涌的境外电诈犯罪，司法机关有严厉惩处的社会压力和办案需求。当客观证据缺失时，相互印证的证人证言，其证明力就会被放大，有时甚至成为定罪的主要依据。第三，认罪认罚的连锁效应。一个案件里，先到案的人做了认罪认罚，他的供述里提到了其他人。后续到案的人，就可能面临一个困境：他的辩解，需要对抗的不仅仅是同案犯的口供，还可能包括之前已经生效的判决所认定的事实。这种“先判带动后判”的效应，无形中降低了后续个案中对独立、完整证据链的要求。
说直白点，在某些情况下，证明“你是那个园区的人”以及“有人指认你参与了”，其证明力可能被等同于或接近于证明“你具体实施了诈骗行为”。这和我们传统理解中“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标准，出现了一些偏差。
面对这种变化，很多人会感到无力，觉得证据都对他们不利。但恰恰是这种环境，对刑事辩护提出了更精细的要求。辩护的重点，必须从“等待证据不足”的被动心态，转向对现有证据的主动审查与对抗。
首要的战场，就是证人证言本身。证言之间是否存在无法合理解释的矛盾？指认的程序是否合法，有没有诱导的可能？这些同案犯的证言，是为了推卸自身责任，还是有其他利害关系？就像那个“医生”的案子，我们需要深挖：指认他的人是出于什么具体事由？他们描述的“管理层”具体工作内容，与当事人开设诊所的行为能否对应？指控的逻辑链条是否严密？
其次，要死死咬住“无客观证据印证”这个点。没有诈骗的聊天记录、没有赃款流向、没有业绩提成表，单凭口供能否定案？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只有被告人供述，没有其他证据的，不能认定有罪。那么，只有同案犯的指认，没有其他客观证据印证的，其证明力究竟有多大？这是法庭上必须反复辩论的核心。
最后，程序细节至关重要。当事人是如何被锁定、被网上追逃的？线索来源是什么？境外取证的过程是否符合规范？任何程序上的瑕疵，都可能成为动摇证据合法性的突破口。在证据本身相对单薄的情况下，程序的正当性就显得尤为突出。
说实话，办这类案子，心里往往很复杂。一方面理解打击犯罪的难度，另一方面也必须为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穷尽一切辩护。证据标准的松动是一个现实，但绝不意味着辩护空间的消失。它要求我们更敏锐、更执着，在有限的证据材料里，寻找每一个可能影响案件走向的细节。
对于那些误入歧途或身陷其中的人，我想说，不要抱有“人在国外就安全”的侥幸。属人管辖原则下，追诉的利剑始终高悬。更重要的是，不要因为听说“证据标准低”就放弃辩解。越是这种情况下，一份专业、细致、切中要害的辩护意见，才越有可能在看似不利的证据体系中，为你争取到公正的评判。
叶斌律师，刑事辩护律师，浙江允道律师事务所主任，创始合伙人，执业十八年以来，专注刑事辩护领域，带领团队办理刑事案件超2000件，成功帮助上千名当事人争取到取保候审、不起诉、缓刑及罪轻判决。在诈骗罪、非法经营罪、开设赌场罪及卖淫类犯罪，销假类犯罪，性侵类犯罪，毒品犯罪等各类刑事案件有极其丰富的办案经验。团队承诺专业服务、追求有效辩护，在杭州有良好的口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