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晚在办公室整理一份诈骗案的卷宗，翻到第五份讯问笔录时，我停了下来。笔录上，当事人的签名笔迹和前面几份明显不同，而笔录内容却出奇地“完美”，几乎把指控的每个细节都“交代”清楚了。这种完美，恰恰是最大的疑点。在刑事辩护中，言词证据——也就是口供、证言这些——往往是决定案件走向的关键，但也是最容易出问题的地方。今天，我就结合这些年办过的案子，和大家聊聊，律师在审查言词证据时，到底在看什么。
很多当事人和家属拿到案卷，第一反应是看笔录里写了什么内容。这没错，但在此之前，有经验的律师会先做“形式审查”，就像检查一份合同的格式条款。这份笔录本身，是不是一张“合格”的纸？
我经手过一个案子，当事人涉嫌一起经济犯罪。案卷里有好几份他的讯问笔录，粗看没什么问题。但仔细核对，我们发现其中一份笔录的讯问时间，竟然和提讯证上记载的把他提出看守所的时间对不上。笔录显示讯问了三个小时，但提讯证显示那个时间段他根本不在讯问室。这个矛盾点，后来成了我们质疑该份笔录合法性、申请非法证据排除的重要突破口。法庭最终也没有采信那份笔录。
形式审查，查的就是这些“边角料”：讯问人是不是至少两人且身份合法？讯问时间、地点符不符合规定？有没有保障当事人的核对、签字权利？特别是对于未成年人，有没有通知法定代理人到场？这些看似程序性的问题，一旦有瑕疵，就可能动摇整个证据的基础。法律设置这些程序，不是为了麻烦，而是为了最大限度保证口供是在自愿、清醒、权利受保障的情况下作出的。一份在非法定地点、超长时间、由不适格人员取得的笔录，其内容的真实性天然就值得怀疑。
扫清了形式上的障碍，我们才进入核心：审查笔录里记载的内容。这里有个常见的误区，就是认为当事人翻供或者前后说法不一，案子就麻烦了。其实不一定，关键要看矛盾点在哪里，以及能否得到合理解释。
我曾辩护过一个开设赌场的案子，当事人在侦查阶段做了有罪供述，但到了检察院阶段就全面翻供，称之前的供述是受到压力作出的。我们并没有简单地相信翻供，而是着手进行“实质审查”。首先，我们对比了他几次有罪供述的笔录，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尽管间隔了数日，不同侦查人员讯问，但几份笔录中对关键细节的描述，用词、句式甚至标点都高度雷同，这不像是自然陈述，倒像是“复制粘贴”。其次，我们申请调取了有限的同步录音录像，发现录像中当事人的陈述远不如笔录中记载的“清晰完整”，有些笔录里的“金句”，在录像里根本找不到对应内容。
我们把这些问题在法庭上系统地提了出来。我们质疑的，不是当事人说了什么或没说什么，而是这份记载他“说了什么”的笔录，到底在多大程度上是他的真实意思表示？当一份笔录呈现出违背常理的“完美”和“稳定”，当它与同步录音录像存在无法解释的出入时，它的真实性就大打折扣了。最后，法庭综合全案证据，对这几份存在重大疑问的有罪供述未予采信。
无论是当事人的口供，还是证人的证言，都不能孤立地看。刑事定案讲究“证据确实、充分”，而“充分”的一个重要体现就是证据之间能相互印证，形成完整的证明体系。律师的审查，最后一定要走到这一步：把这份言词证据，放回全案证据的“拼图”里去看。
举个例子，在一个多人参与的诈骗案中，同案犯的指证是非常关键的言词证据。但我们不能只看他指证了什么，更要看他的指证，能不能和其他客观证据对上。比如，他指证我的当事人于某日某地参与了分赃。那么，我们就要审查：当天我的当事人的手机基站位置是否能佐证他在该地？是否有银行流水显示在那个时间点有可疑资金进出？其他同案犯的供述在关于这次分赃的时间、地点、金额等细节上是否一致？如果这位证人的指证是孤证，或者与其他客观证据存在根本矛盾，那么这份证言的证明力就很弱了。
辩护律师的工作，很多时候就是在寻找这些“对不上”的地方。一份指证严丝合缝的证言固然有力，但一份与其他证据存在无法合理解释的矛盾、或者本身来源不清、内容不合常理的言词证据，恰恰可能是辩护的突破口。审查言词证据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判断全案证据是否达到了定罪所需要的证明标准。如果关键言词证据自身疑点重重，或者无法得到其他证据的有效印证，那么“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辩护观点，就有了坚实的支撑。
言词证据审查，是一项细致甚至枯燥的工作，需要律师有耐心、有经验，更要有敏锐的洞察力。它不仅仅是找错别字，而是在法律程序的框架下，探寻每一句话背后的真实性。这对律师是基本功，对当事人，则可能关系到案件的最终走向。
叶斌律师，刑事辩护律师，浙江允道律师事务所主任，创始合伙人，执业十八年以来，专注刑事辩护领域，带领团队办理刑事案件超2000件,成功帮助上千名当事人争取到取保候审、不起诉、缓刑及罪轻判决。在诈骗罪、非法经营罪、开设赌场罪及卖淫类犯罪，销假类犯罪，性侵类犯罪，毒品犯罪等各类刑事案件有极其丰富的办案经验。团队承诺专业服务、追求有效辩护，在杭州有良好的口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