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在某地看守所会见，一位当事人反复问我一个问题：“叶律师，我只是个打工的，公司让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怎么也算犯罪呢？” 他是某公司的销售经理，公司因涉嫌诈骗，整个管理层都被抓了。说实话，这种困惑我见过太多。很多当事人直到被刑事拘留，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这恰恰是团伙性、公司化诈骗案件中最让人无奈，也最需要警惕的一点：法律上，只要你在组织中担任了一定的职务，并实际参与了某个业务环节，就有可能被推定为共犯。这种推定，有时不完全依赖于你个人是否明确知道“这就是诈骗”。这意味着，即使大部分员工可能只是按部就班完成KPI，法律的风险已经悄然降临。
但这并不意味着一旦被抓就毫无希望。法律是严谨的，推定也并非铁板一块，它留下了辩护的空间。就像我遇到的这位李经理，经过深入沟通和阅卷分析，我们发现他的情况确有特殊性。他是后期才入职的，没有参与早期犯罪模式的设计与搭建；他的收入来源于销售提成，而非公司的股权或利润分红。最关键的是，他本人和家属的悔罪态度非常积极，愿意尽全力退还所有涉案的提成。这些点，都成了我们为他争取从宽处理的重要依据。
很多当事人和李经理一样，觉得委屈。他们认为自己只是庞大机器中的一颗螺丝钉，上级指东就不敢往西，拿一份固定的工资或提成，何罪之有？
这个问题的核心，在于法律对“明知”的认定。在司法实践中，对于这种有组织、有规模的诈骗活动，办案机关往往会结合当事人的岗位职责、从业经验、公司的异常运营模式（比如话术培训、伪造材料）以及获得的异常高额回报等因素，来综合判断其是否“应当知道”自己在参与违法犯罪活动。也就是说，你的职位、你的行为、你获得的利益，本身就可能成为推断你主观认知的线索。这并非主观臆断，而是基于常理和证据的逻辑推导。
所以，当家属听到当事人说“我只是个打工的”时，先别急着下结论。这句话背后，需要律师去深挖：他具体打的是什么工？这个“工”的运作模式正常吗？他对公司业务的异常之处，究竟是真不知情，还是选择了视而不见？弄明白这些，才是辩护的起点。
这个空间，正是我们工作的重点。面对公司化诈骗案件，辩护的核心策略从来不是简单地否认“不知情”，而是要精确地定位当事人在整个犯罪链条中的坐标，并最大限度地降低其法律评价。
通常，我们会从三个维度来构建辩护思路：
第一，是层级与作用。当事人是核心决策层、中层管理人员，还是基层业务员？他是否对犯罪模式有贡献，还是仅仅被动执行？像李经理，虽然是经理头衔，但属于后期加入且未参与架构设计，这就能将其作用与公司创始人、模式设计者显著区分开。
第二，是涉案金额与获利情况。他的业绩是个人独立完成，还是团队业绩？他的收入是相对固定的提成，还是参与了非法利润的分红？仅仅获取劳动报酬性质的提成，与直接瓜分诈骗赃款，在主观恶性和社会危害性的评价上是不同的。
第三，也是当前司法政策非常看重的一点，就是退赃退赔与认罪悔罪态度。是否愿意主动、彻底地退还违法所得，是衡量当事人人身危险性和悔罪表现的关键指标。经济类犯罪中，积极退赃往往能为争取不起诉、缓刑或从轻处罚创造至关重要的条件。
把这几个维度的工作做实，辩护的方向就会清晰起来。目标可能不是绝对的无罪，而是争取认定为从犯、犯罪情节轻微，从而导向不起诉、免于刑事处罚或者适用缓刑。这对于一个家庭来说，已经是天壤之别。
团队性案件虽然复杂，但并非铁板一块。法律在严厉打击的同时，也为真心悔过、作用较小的人留下了出路。如果你的家人也身处类似的困境，请记住，慌乱解决不了问题。第一时间寻求专业律师的帮助，梳理清楚他在案件中的具体角色、行为和情节，积极配合退赃，这些扎实的前期工作，往往能为他赢得最关键的处理空间。
叶斌律师，刑事辩护律师，浙江允道律师事务所主任，创始合伙人，执业十八年以来，专注刑事辩护领域，带领团队办理刑事案件超2000件,成功帮助上千名当事人争取到取保候审、不起诉、缓刑及罪轻判决。在诈骗罪、非法经营罪、开设赌场罪及卖淫类犯罪，销假类犯罪，性侵类犯罪，毒品犯罪等各类刑事案件有极其丰富的办案经验。团队承诺专业服务、追求有效辩护，在杭州有良好的口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