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检察院阅卷时，偶尔会翻到涉及未成年人的案卷。每当看到那些出生日期还很新的户籍材料，心里总会咯噔一下。一个孩子的命运，可能就因为一个错误的行为，一个家庭的未来，可能就此蒙上阴影。最近，关于完善低龄未成年人严重暴力犯罪核准追诉机制的讨论很多，作为一个办了十八年刑事案件的律师，我想从一个实务者的角度，聊聊我的观察和理解。
我们得先明白，核准追诉针对的是哪些孩子？法律有非常严格的规定：已满十二周岁，但不满十四周岁。犯的只能是故意杀人或故意伤害罪，而且造成了人死亡，或者用特别残忍手段致人重伤并严重残疾。情节还得是“恶劣”的。最后，必须经过最高人民检察院的核准，才能追究刑事责任。
说实话，这个规定在刑法里，像个“特别开关”。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刑事责任年龄的起点都在14岁或更高。而我们这个“开关”，只针对极少数、后果极其严重的个案。你可以把它理解为，法律在原则上认为这个年龄段的孩子不具备完全刑事责任能力，但为应对极其罕见、挑战社会底线的情况，留下了一道极其狭窄的“后门”。这个后门，立法时争议很大，最终的设计充满了“慎之又慎”的味道——范围卡得死死的，程序提到最高检，本质上是不想用、不愿用，留作最后的不得已。
为什么立法精神是“尽量不用”？这背后不是法条的冰冷，而是对成长规律的尊重。在我接触过的涉罪少年案件中，每一个孩子背后，几乎都有一个失职的家庭、一段失败的教育，或是一个充满诱惑和风险的环境。孩子犯了错，板子首先应该打在谁身上？
法律其实给出了答案。刑法同时规定，对因年龄不够不予刑事处罚的，首先要责令父母管教，必要时进行专门矫治教育。这个顺序本身就说明，矫正的责任，第一顺位是家庭和社会，而不是监狱。核准追诉，意味着一个十二三岁的孩子可能面临长期监禁。且不说监狱环境对身心发育的负面影响，他失去的是在最关键的成长期，正常学习、社交、认识世界的机会。这条路一旦走上去，未来想顺利回归社会，难度极大。
所以，“尽量不用”是一种理性而人道的选择。它不是放纵，而是坚信对走偏的孩子，矫治比单纯的惩罚更有用，也更有责任。我们惩罚一个孩子很容易，但如何修复他的人生，以及被他伤害的家庭，才是更大的难题。
这才是问题的核心，也是我们法律工作者在个案中真正能发力的地方。核准追诉机制完善的关键，在我看来，不在于多么熟练地“使用”它，而在于如何通过它，去发现和解决导致孩子犯错的社会问题。
具体怎么做？离不开扎实的“社会调查”。这不是走个过场，而是要真正深入孩子的家庭、学校、社区，弄清楚：他的父母尽到监护责任了吗？学校教育有没有缺失？他生活的环境是否存在诱发犯罪的因素？这份报告，应该成为决定是否启动核准程序最重要的参考依据之一。如果调查发现，孩子的问题主要源于监护严重缺失或恶劣环境，那么工作的重点就应该是督促家长履职、改善环境，而不是急着把孩子送进司法程序。
一个残酷的个案，恰恰是照亮社会系统漏洞的一束强光。作为律师，在代理这类案件时，我们的视野不能只局限于定罪量刑的辩论。我们有责任借助案件，去推动家庭监护的监督，去呼吁社区支持体系的完善，去关注专门矫治教育的质量。惩罚一个孩子可能了结一个案子，但只有治理好产生“问题孩子”的土壤，才算真正解决了一个社会问题。
说到底，强调对低龄未成年人严重犯罪核准追诉的“少用”和“慎用”，并非是对罪恶的妥协，恰恰是基于最大的责任感——对孩子未来的责任，对法律严肃性的责任，以及对修复社会关系的责任。法律是一把手术刀，它的目的应该是精准地切除病灶，并尽力让肌体恢复健康，而不是简单的切割。在面对一个犯错的孩子时，这份“慎重”，或许是我们成人世界能给予的最深沉的善意和担当。
叶斌律师，刑事辩护律师，浙江允道律师事务所主任，创始合伙人，执业十八年以来，专注刑事辩护领域，带领团队办理刑事案件超2000件,成功帮助上千名当事人争取到取保候审、不起诉、缓刑及罪轻判决。在诈骗罪、非法经营罪、开设赌场罪及卖淫类犯罪，销假类犯罪，性侵类犯罪，毒品犯罪等各类刑事案件有极其丰富的办案经验。团队承诺专业服务、追求有效辩护，在杭州有良好的口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