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阵子，一位外地的父亲深夜联系到我，声音里满是焦虑。他儿子去年在杭州，因为参与了一个“帮人解封社交账号”的项目，突然被公安机关带走了。家属收到的文书里，罪名写得挺复杂，涉及好几个新词，他们完全看不懂，只知道事情和“人脸视频”“料子”有关。这让我想起，随着技术发展，这类新型案件确实越来越多了。
很多家属拿到法律文书时，第一个困惑就是：我家人不就做了那一件事吗，怎么律师和办案人员提到的罪名好像有好几种说法？
以这个合成人脸视频解封账号的链条为例，从我们律师的视角看，司法实践中确实存在不同的评价思路，这很正常。第一种思路，是往“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上靠。因为解封的账号，最终很可能被用于电信网络诈骗。那么，提供解封服务的人，就可能被认定为诈骗犯罪的“帮助犯”。
第二种思路，是看技术手段，定“计算机类犯罪”。比如，用假视频骗过系统的刷脸验证，被认为是“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而制作这个假视频的工具或方法，则可能被视作“专门用于侵入计算机信息系统的工具”。
第三种思路，也是目前我们在办案中最常见到的，就是定为“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这个思路的焦点，在于整个链条的核心——“料子”。一套完整的“料子”，包含了姓名、身份证号、照片，以及最终合成的那段动态人脸视频。所有这些信息拼凑在一起，足以锁定一个具体的自然人。那么，非法获取、提供这些“料子”，或者利用它们制作视频、解封账号，本质上都是在非法处理和利用公民个人信息。
既然有几种可能，为什么实践中，这类案件最后常常落脚在“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上呢？根据我和团队多年的办案经验，这里有很实际的考量。
首先，从定罪逻辑上看，它更直接、更稳固。要定“帮信罪”，必须明确证明当事人“明知”他帮助的对象在实施诈骗等犯罪，这个“明知”的证明有时存在难度。而定计算机犯罪，则需要论证行为是否真正构成了对计算机系统的“侵入”或“控制”，技术上的争议有时会很大。
相比之下，“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构成要件更清晰：你手里的“料子”是不是公民个人信息？是。你有没有合法依据去获取、提供或使用它？没有。那么，这个行为的性质就比较明确了。司法实践中，这条路径的共识度更高，也更容易形成完整的证据链。
其次，这关乎当事人的切身利益——量刑。不同的罪名，入罪和认定“情节严重”“情节特别严重”的标准，尤其是违法所得的数额标准，差别很大。有的罪名门槛低，有的则高一些。选择一个与行为本质最匹配、证据最为扎实的罪名，其实也是对法律和当事人负责。在我办过的案子里，当行为的核心就是围绕倒卖、滥用个人信息展开时，以这个罪名来追究，往往最为贴切。
除了罪名，当事人和家属最关心的另一个实际问题就是：涉案的钱怎么算？比如，他做这个事，自己还垫付了买“料子”、租服务器的成本，这些钱会在认定“违法所得”时扣除吗？
这是个非常关键的问题。根据相关法律精神和我接触到的判例，主流的观点是：在计算违法所得时，合理的犯罪成本是应当予以扣除的。道理其实很简单，法律要没收的是你通过犯罪“得到”的不当利益，而不是你的所有支出。从办案角度看，现在线上交易记录都很清晰，查明实际成本支出并不难。如果不管成本，全部算作违法所得，在某些情况下可能会导致处罚过重，不符合罪责刑相适应的原则。
所以，在案件处理中，辩护律师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仔细梳理、核对当事人的资金往来，将那些与犯罪行为直接相关的必要支出（比如明确的购买成本）从总收入中区分出来，向办案机关提出清晰的核算意见，争取一个更为公平的认定。
说到底，技术永远在变，但法律保护的法益是清晰的。无论手段多么新颖，一旦触及非法获取、买卖、滥用公民个人信息这条红线，就可能面临刑事风险。对于企业或个人，这意味着必须筑牢信息保护的防火墙；而对于不慎卷入此类案件的人而言，则意味着需要一位专业律师，帮你厘清复杂技术行为背后的法律本质，在每一个关键节点上，做出最有利的辩护。
叶斌律师，刑事辩护律师，浙江允道律师事务所主任，创始合伙人，执业十八年以来，专注刑事辩护领域，带领团队办理刑事案件超2000件，成功帮助上千名当事人争取到取保候审、不起诉、缓刑及罪轻判决。在诈骗罪、非法经营罪、开设赌场罪及卖淫类犯罪，销假类犯罪，性侵类犯罪，毒品犯罪等各类刑事案件有极其丰富的办案经验。团队承诺专业服务、追求有效辩护，在杭州有良好的口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