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当事人和家属第一次听到“聚众斗殴罪”时，会下意识地认为，只要去了现场、动了手，就肯定要坐牢。说实话，我刚执业那几年，也以为这个罪名认定起来很简单。但办过几十个案子后，我发现，这里面的辩护空间，远比想象的要大。关键在于，法律只惩罚两种人：首要分子和积极参加者。而恰恰是这两种身份的认定，在实践中常常出现偏差，这就给了我们律师工作的机会。
我遇到过不少当事人，他们觉得自己很冤。比如去年接触的一个案子，张先生因为生意上的纠纷，叫了几个朋友去谈判，本意是想“撑场面”说理，结果双方一言不合打了起来。公安机关认为他是聚众者，定为首要分子。这个案子的问题出在哪？关键在于“聚众”的目的。刑法意义上的“聚众”，目的是为了斗殴。如果召集大家是为了开会、聚餐，甚至是像张先生这样去谈判说理，只要没有事先预谋打架，这个“聚众”行为本身就不构成犯罪。辩护的第一个突破口，就是要把“为什么叫人”这个动机讲清楚。
除了目的，人数也是个硬杠杠。法律规定“众”是三人以上，这包括了召集者本人。如果一个人只叫了两个人到场，加起来才三个，从严格意义上讲，连“聚众”的入门条件都没达到。我曾为一个年轻人辩护，他就是一时冲动叫了两个同学，结果被对方七八个人围殴，他自己反而被认定为首要分子。我们抓住“聚众人数”这一点进行论证，最终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更深一层看，很多聚众斗殴源于民间纠纷。比如邻里矛盾、婚恋纠纷，双方都在气头上，容易演变成肢体冲突。对于这类因民间矛盾激化引发的案件，如果没有造成特别严重的后果，司法政策是倾向于从宽处理的。我们完全可以依据相关司法文件精神，主张其情节显著轻微，社会危害不大，从而争取无罪的结果。这不仅仅是法条之争，更是情理之辩。
刚才提到的那些辩护方向，都还是在聚众斗殴罪的框架内讨论。但有时候，跳出这个框架本身，可能就是出路。聚众斗殴罪和寻衅滋事罪、故意伤害罪长得有点像，但定罪门槛不一样。
举个例子，如果一帮人是出于“耍威风”、“找乐子”这种无事生非的动机去打人，但后果不严重，连轻微伤都没构成，那可能连寻衅滋事罪都够不上，更不用说聚众斗殴罪了。反过来，如果是双方临时起意打了起来，事先根本没有“聚众”的预谋和故意，打斗也没造成轻伤以上的后果，那可能连故意伤害罪都不构成。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辩护的策略就不是在聚众斗殴罪里争轻重，而是直接论证，当事人的行为压根就不符合任何一个相关罪名的构成要件。这种釜底抽薪的思路，往往能打开新局面。
说完了“头”，我们再说说“兵”。被认定为“积极参加者”是大多数涉案人员面临的处境。但“积极”二字，在法庭上需要实实在在的证据来支撑，不是谁去了现场谁就积极。
首要的区分，在于参与的程度。是不是冲在最前面？是不是下手最狠？是不是起到了主导或推动作用？如果一个人只是跟在后面，甚至全程都在被动防御、挨打，那把他认定为“积极参加者”就非常牵强。我办过一个案子，当事人李总被朋友叫去帮忙，到了现场发现情况不对，一直试图拉架，在混乱中自己还受了伤。检察机关起初认为他是积极参加者。我们通过调取现场监控、询问多名证人，还原了他当时劝阻、防御的状态，最终成功说服检察院，他只是一般的参加者，依法不应追究刑事责任。
更有甚者，有些人只是被叫到了现场，但自始至终没有动手。还有的人，甚至是去劝阻斗殴的。对于这些情况，辩护观点非常明确：没有参与斗殴的实行行为，就不构成犯罪。还有一种比较特殊的情况是被胁迫参加。如果当事人能证明自己是因为受到恐吓、威胁，不得已才出现在现场或做了某些举动，并且其行为后果轻微，同样可以成为辩护的有力理由。
说了这么多，其实核心就是一点：聚众斗殴罪的网，并没有很多人想象得那么密不透风。法律精准地框定了打击范围，而实践中的认定往往存在模糊地带。作为律师，我们的工作就是通过细致的证据梳理和精准的法律适用，把当事人从“首要分子”或“积极参加者”的标签下解脱出来，为他争取应有的公正。每一个案件都有其独特的脉络，找到那条属于当事人的辩护路径，就是我们存在的意义。
叶斌律师，刑事辩护律师，浙江允道律师事务所主任，创始合伙人，执业十八年以来，专注刑事辩护领域，带领团队办理刑事案件超2000件,成功帮助上千名当事人争取到取保候审、不起诉、缓刑及罪轻判决。在诈骗罪、非法经营罪、开设赌场罪及卖淫类犯罪，销假类犯罪，性侵类犯罪，毒品犯罪等各类刑事案件有极其丰富的办案经验。团队承诺专业服务、追求有效辩护，在杭州有良好的口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