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天前，我接到一位张先生的咨询。他原本只是通过信息买卖赚了几万元，但法院在判决时，却认定他的违法所得为数十万元，并在此基础上处以相同金额的罚金。换句话说，他面临支付一笔相当可观的数目，而实际上他的真实利润远没有这么高。
在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司法解释，以及相关办案指引中，确实提到“罚金通常为违法所得的1到5倍”。这里的关键词是“通常”，它并非强制性的“必须”，而是一种一般性规定。法律在这个地方，为司法机关留出了一定的自由裁量空间。
最高检及一些司法指南也指出，违法所得可以直接按照出售信息的收入来认定，不必扣减购入信息的成本。但这里的表述是“可以直接”，并不是“必须直接”。在实践中，有些案件购买信息的成本占据了大部分收入，甚至人工费用也很高。如果完全忽略这些成本，而只依据销售额来计算，就会造成和案件实际情况不符的结果。
我在办案过程中见过这样的情况：涉案人员花费了大量精力收集和整理信息，但售价与成本之间差距并不大。对这种情况，一刀切认定“收入即违法所得”，很可能会导致量刑过重。
说到这里，很多人会问：“那是不是所有侵犯公民个人信息案件都应该扣除成本？”并不完全是。对于一些情节恶劣、危害明显，例如将信息出售给诈骗团伙，这类行为即使利润不高，也会在量刑上从重处理，因为危害结果更大。
但也有一些相对轻微的情况，比如涉案人员只是将号码用于非违法用途，或交易用途较为单一，并未造成严重危害。这类案件如果和恶性案件套用同一计算和量刑标准，就失去了量刑的个别化原则。
法律的生命在于细节和灵活运用。有时过度机械地按照既有指引来认定违法所得，反而会让案件偏离实际情况。这也是为什么自由裁量权被赋予司法机关——它的意义就在于结合具体案情，做出更符合事实与公正的判断。
我并不否认司法解释和办案指引的作用。它们能为法官、检察官提供参考和统一尺度，但它们绝不是替代调查的挡箭牌。真实的违法所得是多少，是否扣除成本，需要依靠全面、细致的证据审查才能得出。
我和团队在处理这类案件时，会仔细核算每一笔交易的成本与收益，查证资金流向，并用证据说明认定标准可能过于机械。这在某些案件中，成功为当事人争取到了较低的罚金，甚至在违法所得认定上出现了明显下调。
归根结底，量刑是对行为与结果的综合评价，而不是仅对账面数字的简单运算。当事人和家属在遇到类似情况时，应该尽快找有经验的刑事律师介入，对违法所得的认定提出合理意见，这可能会直接影响到刑期和罚金的数额。
叶斌律师，刑事辩护律师，浙江允道律师事务所主任，创始合伙人，执业十八年以来，专注刑事辩护领域，带领团队办理刑事案件超2000件，成功帮助上千名当事人争取到取保候审、不起诉、缓刑及罪轻判决。在诈骗罪、非法经营罪、开设赌场罪及卖淫类犯罪，销假类犯罪，性侵类犯罪，毒品犯罪等各类刑事案件有极其丰富的办案经验。团队承诺专业服务、追求有效辩护，在杭州有良好的口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