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翻看一份旧案卷，心里还是一沉。那是前年的一起贷款诈骗案，当事人是位三十出头的张先生。他被关在看守所整整六个月后，家属才找到我们。第一次会见时，他眼神里是熬出来的麻木和一丝残留的困惑。他说，警察问什么，他觉得“好像是有那么回事”，就都承认了。他甚至主动“交代”，说老板成立那个公司，就是为了搞贷款诈骗的。
说实话，听到这里，我替他感到可惜。这六个月，本应是厘清事实、巩固防线的黄金时间。看守所里的讯问，有它特定的节奏和目的，很多时候就是为了固定口供。当事人孤立无援，面对一连串专业、密集且可能带有导向性的提问，很容易在疲惫和压力下，做出对己方不利的陈述。一旦这些口供被多次笔录固定，形成“证据闭环”，后续辩护的难度就会呈几何级数增加。这个案子，问题就出在专业辩护介入得太晚了，当事人最脆弱的阶段，是在“裸奔”。
等到案件移送到检察院，我们阅卷时才发现，张先生承认的“事实”，远远超出了他实际所知的范围。笔录里，他看起来像个对全盘计划了然于胸的共犯。但仔细核对，他其实只是按照老板指示，处理了一些材料，拿到了一笔好处费。至于老板有没有“非法占有”的诈骗故意，整个资金盘如何运作，他根本说不清。
这时，前期口供就成了最大的障碍。怎么办？我们的策略是“回溯”与“切割”。首先，坚决申请调取讯问时的同步录音录像。这不是为了挑刺，而是为了还原当时真实的问答场景，审查是否存在指供、诱供的情形，从而质疑这些口供的自愿性和真实性。更重要的是第二点：必须将当事人与老板（主犯）进行彻底切割。重点在于主观故意的区分——员工可能只有“做假材料”的故意，但缺乏“骗取贷款并非法占有”的核心诈骗故意。这是个非常专业的辩护要点，需要通过对全案证据的精细梳理来支撑。
当不利局面已经形成，辩护目标就需要务实调整。在这个案子里，我们核心做了两件事。一是尝试“变更罪名之辩”，即在承认部分事实的基础上，论证其行为更符合其他犯罪构成（比如涉及虚假文件的较轻罪名），而非严重的贷款诈骗罪。二是力辩“从犯情节”，强调当事人仅受雇从事局部、次要的工作，获利有限，对犯罪全局不起主导作用，应当依法认定为从犯，大幅减轻处罚。
这个过程很艰难，因为要扭转已经形成的侦查导向。我经常和团队说，这类案件像解一个被系紧的结，需要极大的耐心和专业技巧，一环一环去松动。最后，虽然未能完全无罪，但通过这两层辩护策略，成功为当事人争取到了大幅度的从轻处罚，这已是在当时证据条件下能争取到的最好结果。
这个案子给我的教训很深。它提醒每一位可能涉险的朋友：法律程序的早期阶段，特别是被讯问时，获得专业律师的指导至关重要。这不只是“知不知道权利”的问题，更是如何在高压下保护自己、避免因无知而陷入更深法律困境的问题。一旦错过时机，后续补救的成本和难度都会高得多。专业的事，一定要交给专业的人，并且，要趁早。
叶斌律师，刑事辩护律师，浙江允道律师事务所主任，创始合伙人，执业十八年以来，专注刑事辩护领域，带领团队办理刑事案件超2000件，成功帮助上千名当事人争取到取保候审、不起诉、缓刑及罪轻判决。在诈骗罪、非法经营罪、开设赌场罪及卖淫类犯罪，销假类犯罪，性侵类犯罪，毒品犯罪等各类刑事案件有极其丰富的办案经验。团队承诺专业服务、追求有效辩护，在杭州有良好的口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