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杭州的办公室里，我听过太多当事人家属焦虑的叙述。他们转述当事人的辩解，内容往往惊人地相似：“叶律师，他真的没想骗人，就是想多做点生意，给孩子多攒点。”或者说，“他一开始也不知道那是骗局，就想找份工作养家。”这些话听起来情有可原，甚至带着一丝为人父母的悲情。然而，十八年的刑辩生涯让我明白，很多时候，这只是第一层，也是最容易戳破的“保护色”。问题的关键，往往藏在笔录里那些无法自圆其说的细节中：为什么在公司被多次投诉、甚至有人上门追债时，他依然选择留下？为什么在所谓的“项目”明显难以为继时，他还在不断投入甚至借债？
我记得前年办的一个借贷型诈骗案。当事人张先生，涉案金额有几十万。在多次沟通中，他反复强调自己一直在还款，有还款意愿，不构成诈骗。我问他，既然项目前期已经赚了一些钱（大约数百万），为什么不及时收手，反而越陷越深？他沉默了一会儿，很认真地告诉我：“叶律师，我有几个孩子，我想给他们每人准备一两套房子。”这个理由，成了支撑他不断借新还旧、最终资金链彻底断裂的心理支柱。说实话，第一次听到这种说法时，我心里会“咯噔”一下，不是因为感动，而是因为看到了辩护中一个巨大的、难以填补的逻辑漏洞。
刚才提到的那个理由，像一个精致的瓷器，看上去很美，但经不起轻轻一磕。在司法实践中，判断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目的”，资金去向是极为关键的审查环节。当一位当事人声称诈骗所得是为了孩子，但案卷里却找不到任何为大额购房、教育等所做的准备证据，资金流水显示钱款被用于个人挥霍、填补其他生意亏空，或者根本说不清去向时，这个“为孩子”的借口就显得无比苍白。它无法对抗白纸黑字的银行流水和审计报告。
这让我想起另一个案子，一位涉嫌电信诈骗的当事人，涉案金额高达数百万元。他的理由更直白：“我从小穷怕了，现在有几个孩子，想给他们铺好路。”可当我们追问，这笔巨额资金究竟为孩子“铺”在了哪里？他同样语焉不详。这时，所谓的父爱，在法庭上就变成了一个无法证实的空洞口号，反而坐实了其将骗来的钱款置于个人非法支配之下的事实。这不仅无法成为从轻的理由，反而可能因为对犯罪所得的处置态度，影响到退赃退赔情节的认定。说真的，有些案子办到这里，我心里也不是滋味。
所以，我有时会直接和当事人探讨一个更本质的问题：你觉得，对孩子来说，一套用父亲几年甚至十几年自由换来的房子，和一段有父亲陪伴、教导的完整童年，哪个更重要？你希望孩子未来在填写家庭情况时，是骄傲地写下父亲的职业，还是不得不隐瞒父亲曾是一名罪犯的事实？
我接触过一位令人印象深刻的当事人。他的要求很特别，他没有为自己的行为找任何光鲜的理由，只是非常恳切地问：“叶律师，能不能尽量把程序时间拖长一点？等我孩子大学毕业、找到工作、开出无犯罪记录证明之后再说？我怕影响他。”他的冷静和实际，反而让我看到了一个父亲在困境中最理性的考量。事实上，父母有刑事记录对子女的影响，远没有很多人想象得那么绝对和可怕，但它确实存在一些隐形的门槛。用一次充满风险的犯罪，去赌一个不确定的未来，甚至可能给孩子的未来蒙上阴影，这笔账，怎么算都是亏的。
从第一个想给孩子买房子的张先生，到这位只求不影响孩子求职的父亲，我们能看出本质的差别。前者用“爱”来合理化自己的贪婪和冒险，后者则在承受后果时，艰难地思考如何将伤害降到最低。诈骗五十万，量刑起点就在十年以上，用最宝贵的自由去换取一笔最终可能根本留不下的财富，导致自己身陷囹圄、家庭破碎，这真的是在爱孩子吗？或许，在孩子眼中，一个清白、正直、能够陪伴他成长的父亲，才是人生最坚实的基石。守好自己的底线，不走捷径，不触红线，才是给孩子最好、也最安全的人生“铺路”。
叶斌律师，刑事辩护律师，浙江允道律师事务所主任，创始合伙人，执业十八年以来，专注刑事辩护领域，带领团队办理刑事案件超2000件，成功帮助上千名当事人争取到取保候审、不起诉、缓刑及罪轻判决。在诈骗罪、非法经营罪、开设赌场罪及卖淫类犯罪，销假类犯罪，性侵类犯罪，毒品犯罪等各类刑事案件有极其丰富的办案经验。团队承诺专业服务、追求有效辩护，在杭州有良好的口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