庭审中的很多争论，其实并不是在说“有没有罪”，而是在说“到底是什么罪”。
几个月前，我在西湖区的一件案件里遇到这样一个情况——当事人承认了参与的事实，但到底应当认定为“开设赌场罪的共犯”，还是“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亦或“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罪”，我们和公诉机关的分歧很大。这种分歧不仅是法律适用上的不同，更直接决定了量刑差距：一个可能五年以上，另两个可能不到三年。
我记得第一次庭审，就像是解一道有很多叉路口的题。事实不变，但路径选择会影响结果。公诉机关依照其指控逻辑，直接倾向于认定为开设赌场罪，因为涉及的是赌博网站的运营和分成。但是这种逻辑下，“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和“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罪”就几乎不会被采用。
问题在于，如果法律上存在多个罪名，却在实践中几乎只认定其中一个，那其他罪名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这也是我们第一次庭审重点辩护的地方——质疑罪名的归类，分析量刑的差异。说实话，第一次接触这种交叉适用问题时，我也研究了很久，因为它并不只是针对一个案件，而是会影响同类案件的走向。
但这只是表面问题，背后还有更深的争议——究竟在什么情况下，帮助行为才能算作共犯？
刚才说到的分歧，在第二次庭审时更明显。公诉人认为，只要客观上明知对方是赌博网站，就符合共犯的条件。但我们坚持，必须符合共同犯罪的基本理论——不仅仅是知道，还要有意思联络、共同侵害的主观性。
为了说明这一点，我引用了十几年前和二十年前的两份理论意见，一个是从犯罪帮助行为的构成条件去解释，一个是从法律渊源去分析。当时法官听得很认真，甚至在庭上表达了对辩护意见的一些认同。
插曲是，公诉人觉得我们是在挑战法律对错，其实我们没有否认法律的正确性，而是在探讨这个法条的理解和适用空间。辩护的根本目的，不是去改变法律，而是让它在个案中被合理准确地使用。
这个问题在网络犯罪相关罪名中很常见。比如，有人提供广告位、网络接入、或者服务器租赁给涉赌网站，该行为是否直接构成赌博罪的共犯？如果是，那“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的适用范围就会被压缩；如果不是，那就必须考虑罪名的边界。
从这个案件到我以往遇到的类似案子，有一个共通的辩护思路——首先，不能只看行为结果，要看行为与上游犯罪的关系是否符合共同犯罪的要件。这要求辩护律师对案件事实和法律要件都要非常细致地拆解。
其次，量刑预期要做成不同版本的判断，比如按开设赌场罪、按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按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罪分别会是什么结果。不同罪名的量刑区间差别很大，这直接决定了当事人未来的生活。
最后，在庭审中要找到法官能接受的切入点。不是用抽象的理论去压，而是用具体案情去证明——本案事实更契合哪个罪名的构成条件，这种匹配度的说服力，往往比大段法律条文更有效。
说到底，罪名认定的辩护，是刑事庭审里高频但复杂的一类问题。事实确定不难，但法律归类可能是决定命运的一步。如果能在这个环节找到突破口，案件结果会有很大的不同。
案件目前还在休庭，我们保持信心，也做好了充分的预案。好的结果不是一蹴而就的，但只要方向对，坚持下去就有机会。
叶斌律师，刑事辩护律师，浙江允道律师事务所主任，创始合伙人，执业十八年以来，专注刑事辩护领域，带领团队办理刑事案件超2000件，成功帮助上千名当事人争取到取保候审、不起诉、缓刑及罪轻判决。在诈骗罪、非法经营罪、开设赌场罪及卖淫类犯罪，销假类犯罪，性侵类犯罪，毒品犯罪等各类刑事案件有极其丰富的办案经验。团队承诺专业服务、追求有效辩护，在杭州有良好的口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