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晚整理案卷时，助理突然问我：“叶律师，你说约架、还手、打成轻伤，但有躁郁症，这种案子到底该怎么辩？”他描述的场景，让我立刻想起了曾经手过的一些案子——起因往往琐碎，却瞬间滑向失控，最后留下一地鸡毛和可能的法律后果。就像今天要聊的这个案子，它糅合了情感纠葛、肢体冲突、精神健康等诸多复杂因素，绝非简单的“谁先动手”就能说清。作为执业十八年的刑辩律师，我想通过这个案例，聊聊当躁郁症（双向情感障碍）患者卷入故意伤害案时，辩护的焦点应该放在哪里。
很多家属遇到类似情况，第一反应就是：“我家人有精神病，是不是就不用坐牢了？”这种想法可以理解，但在法律实践中，情况要复杂得多。是否属于“无刑事责任能力”，取决于在实施伤害行为时，行为人是否处于发病期，且是否因此丧失了辨认或控制自己行为的能力。这需要经过严格的司法精神病鉴定，而非仅凭一纸病历就能定论。
以这个案子为例，当事人长期服药，但案发时表现出了“狂躁”迹象，这确实为申请鉴定提供了依据。然而，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鉴定结论存在不确定性。一旦鉴定结果显示其作案时具有完全或部分刑事责任能力，这条路就走不通了。因此，我的经验是，病情在案件初期，更多是作为一项重要的“谈判筹码”。它可以向办案机关（警方、检察官）清晰地展示案件的特殊性和背景，解释当事人行为的异常性，从而为争取“调解结案”或“情节显著轻微”争取更大的空间和可能性。先把它放在台面上，而不是一开始就当成唯一的“胜负手”。
几乎所有当事人家属都会强调：“是对方先动的手！”这确实是认定正当防卫的关键起点。但正当防卫有严格的边界，它要求防卫行为与不法侵害的程度“基本相当”，并且要针对“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在司法实践中，从“互相斗殴”中区分出“正当防卫”尤为困难。
回顾这个案子，对方先挥拳，当事人随即反击，在短时间内造成对方面部两处骨折。这里就存在两个关键疑问：第一，对方最初的攻击是否达到了需要如此强度反击的危险程度？第二，当事人在对方停止攻击或丧失继续侵害能力后，是否仍有持续击打行为？如果证据（如监控、证人证言）显示，反击行为明显超过了必要限度，或者带有“事后报复”的性质，就很难被认定为正当防卫，而更可能被定性为互殴后的故意伤害。这也是为什么，在类似冲突中，律师会格外关注监控录像和在场证人证言的细节，试图厘清每一拳发生的确切情境和先后顺序。
说完了两个复杂的法律争点，我们回到最现实的问题：如何解决？对于造成轻伤二级的故意伤害案件，如果证据确凿，当事人面临的法定刑是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一旦走到判决那一步，除了刑罚，还会有犯罪记录，这对个人和家庭都是长远的负面影响。
因此，在司法实践中，促成双方达成刑事和解，是处理此类案件最重要、也是最有效的路径。这意味着，当事人需要真诚地与对方沟通，就医疗费、误工费、后续治疗费以及精神抚慰金等，协商出一个双方都能接受的赔偿数额。此时，前面提到的“躁郁症”背景和“对方先动手”的情节，可以成为我们在谈判中酌情降低赔偿期望值的合理理由，但不是拒绝赔偿的借口。警方和检察院通常也乐见其成，因为成功调解意味着矛盾化解、案结事了。如果和解达成并获得谅解，极大可能争取到不起诉或缓刑的结果，这远比硬扛着去打一场胜负难料的官司要明智得多。
总而言之，面对这样一团乱麻的案件，作为律师，我的思路永远是：厘清事实，锚定焦点，寻找最具操作性的突破口。既要充分运用专业判断去挖掘每一个有利的辩点，也要怀抱最大的务实精神，引导当事人选择代价最小、对未来影响最轻的解决方式。毕竟，法律的最终目的，不仅是惩罚，更是修复与秩序的重建。
叶斌律师，刑事辩护律师，浙江允道律师事务所主任，创始合伙人，执业十八年以来，专注刑事辩护领域，带领团队办理刑事案件超2000件，成功帮助上千名当事人争取到取保候审、不起诉、缓刑及罪轻判决。在诈骗罪、非法经营罪、开设赌场罪及卖淫类犯罪，销假类犯罪，性侵类犯罪，毒品犯罪等各类刑事案件有极其丰富的办案经验。团队承诺专业服务、追求有效辩护，在杭州有良好的口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