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当一个重大刑事案件成为热搜，我的手机总会响个不停。朋友、过去的当事人，甚至是一些只在微信上聊过几句的朋友，都会发来链接问我怎么看。舆论场上，群情激愤，每个人似乎都成了法官，急着要给出一个“应有”的判决。这种心情我能理解，但作为在杭州办了十八年刑事案件的律师，我深知，法律的逻辑和公众的情感，往往运行在两条不同的轨道上。今天，我想借着最近的一些热点，和大家聊聊喧嚣背后，那些容易被误解的法律常识。
很多人想象中的法庭，是两方律师唇枪舌剑，像电影里那样激烈对抗。这个画面，对，但也不全对。尤其是在公诉案件，比如我们常听到的故意杀人这类重罪案件里，真正的控辩双方，是代表国家提起诉ენ诉的公诉人，和为被告人辩护的辩护律师。我们律师，是在法律框架内，为当事人争取合法权益。而最终做出裁决的，是居中审判的法院。
那么，受害人的家属和他们聘请的律师，扮演什么角色呢？这是一个非常关键，也常常被混淆的问题。在法律上，受害人家属是案件的当事人，他们可以委托律师，但这位律师在法庭上的身份是“诉讼代理人”，而不是“辩护人”。诉讼代理人的空间，说实话，并不像大家想象的那么大。他们可以在法官的允许下向被告人发问，更多的工作则体现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环节，比如主张丧葬费等直接经济损失。厘清这个角色定位，是理解整个诉讼程序的第一步。很多人不理解这一点，就容易对后续的程序，比如上诉，产生更大的困惑。
办案子有时候像解九连环，得一环一环来，搞错了顺序，就全乱了。最近，我看到有媒体报道说，某某案件判决后，受害人家属不服，要“上诉”。这个说法，从法律上讲，其实是不准确的。
在我们国家的两审终审制下，对一审判决不服，确实可以进入二审程序。但启动这个程序的“钥匙”，掌握在不同的人手里。第一把钥匙叫“上诉”，它只属于被告人。也就是说，只有被告人自己（当然，辩护律师要在征得他同意后）认为判重了，才能提起上诉。而且，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就是“上诉不加刑”（检察院抗诉的除外），这是为了保障被告人敢于行使自己的权利。
第二把钥匙叫“抗诉”，这把钥匙掌握在检察院手里。如果检察院认为一审法院判轻了，比如他们认为应该判死刑立即执行，法院却判了死缓，他们就可以向上一级法院提出抗诉。抗诉一旦提出，也必然会启动二审。受害人的家属虽然自己没有权利直接抗诉，但他们可以向检察院提出申请，请求检察院抗诉。但请注意，这只是一个“请求权”，最终是否抗诉的决定权，依然在检察院。明白了这一点，你就会发现，很多网络上的讨论，其实从一开始就偏离了法律的轨道。
说了这么多，归根结底，我想谈谈作为一名刑事律师的本分。说真的，看到一些同行在媒体面前的某些表达，我心里也不是滋味。社会高度关注的案件，接受媒体采访很正常，但说什么，怎么说，考验的是一个律师的专业操守。
比如，质疑一份司法鉴定意见，专业的做法是申请重新鉴定，而不是用一些非正常手段去获取所谓的“证据”。我听说有律师为了推翻一份精神鉴定，自己和团队成员假扮成病人去外地某家医院咨询，试图以此作为反驳的材料。这种取证方式，无论是真实性还是合法性，在法庭上都是站不住脚的，不可能被采纳。这种做法除了能制造一些博取眼球的话题外，对案件本身毫无益处。
司法公正的核心在于事实和法律，它不应该，也不能被网络舆论所左右。舆论是情绪化的，而判决必须是理性的。如果一个律师，利用公众的同情和愤怒，刻意说一些大家爱听的话，甚至试图引导舆论来影响案件走向，那他可能就忘记了自己真正的职责。人死不能复生，受害人家属的痛苦是任何判决都无法完全弥补的。在这种巨大的悲痛面前，律师更应该做的，是在法律的框架内，冷静、专业地提供帮助，而不是将一场悲剧，变成自己的“秀场”。最终，如果司法权威因此受到损害，那将不会有任何赢家。
叶斌律师，刑事辩护律师，浙江允道律师事务所主任，创始合伙人，执业十八年以来，专注刑事辩护领域，带领团队办理刑事案件超2000件，成功帮助上千名当事人争取到取保候审、不起诉、缓刑及罪轻判决。在诈骗罪、非法经营罪、开设赌场罪及卖淫类犯罪，销假类犯罪，性侵类犯罪，毒品犯罪等各类刑事案件有极其丰富的办案经验。团队承诺专业服务、追求有效辩护，在杭州有良好的口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