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晚加班整理案卷时，我翻到一份合同诈骗案的材料，看到里面附着好几份价格鉴定报告。这让我想起，无论是刑事案件还是民事纠纷，涉及到物品价值、损失数额时，很多当事人和家属的第一反应就是：“叶律师，我们能不能申请鉴定？”好像有了那份盖着红章的鉴定意见，心里就踏实了。但说实话，在我十八年的执业经历里，见过太多鉴定申请被法院驳回的情况，理由往往只有一个：没必要。
说个真实的案例，可能有点“接地气”。外省的一个县，两位同村的村民，因为半亩地的玉米起了纠纷。案情很简单：张女士认为，李女士收走了她地里两垄玉米，大约半亩，价值在千元左右。李女士则坚称，那是她自己的地。双方争执不下，还动了手，闹到了法院。张女士立案时，明确提出了申请，要求对被盗玉米的价值进行司法鉴定。
这个要求听起来很合理吧？既然有争议，就请专业机构来评个价。但最后，法院没有支持这个鉴定申请。问题出在哪？法官在判决书里写得很清楚：本案事实清楚、权利义务关系明确，就是一起简单的财产损害纠纷。玉米的价值，完全可以通过市场价和政府发布的粮食收购指导价来确定。双方对亩产量和单价虽有分歧，但差距不大，法官结合当地情况、气候条件、官方价格周报，直接就酌定出了一个数额，并作出了判决。
这个判决给我启发很大。它揭示了一个很多人，甚至是一些刚开始执业的律师都可能忽略的原则：在诉讼中，启动司法鉴定是需要审查“必要性”的。它不是一种“你想要就能有”的程序权利。当法院认为，争议可以通过其他成本更低、效率更高的方式解决时，为了减轻当事人的诉累，节约司法资源，就可以不启动鉴定。这个“小标的、争议不大”的思路，其实在很多刑事案件的涉案物品价值认定中，也有异曲同工之处。
说到这，你可能要问：叶律师，难道追求真相、查明具体数额，不才是最重要的吗？道理没错，但司法实践往往还要考虑“性价比”。
还是回到上面那个玉米的案子。如果启动鉴定，法院需要委托专业机构，机构要派人去现场（可能已经时过境迁），要调查当时玉米的品种、长势、当地平均产量，要做市场询价，整个过程耗时费力，最后出具一份鉴定报告。而鉴定的费用，通常需要申请人预交，最终由败诉方承担。试想一下，为了确定千元左右的损失，花费可能相当甚至更高的鉴定费和时间成本，对于当事人来说，这真的是最优解吗？
法院在这里，实际上扮演了一个理性经济人和公正裁判者的双重角色。它看到了更高效、更经济的解决方案：用公知的事实、政府的指导价、双方都认可的部分市场信息，来综合认定一个数额。这并非“和稀泥”，而是在法律框架内，对效率和公平做出的平衡。我记得团队曾处理过一个销售假冒伪劣产品案，涉案的几百件商品品牌杂乱，真伪难辨，如果对每一件都做价格鉴定，将是一个天文数字且旷日持久的工作。最终，我们和检察官、法官沟通，促成了以其中部分典型商品鉴定为基础，其余参照认定的方式，大大推进了案件进程。这背后的道理，是相通的。
所以，当你的鉴定申请被驳回时，先别急着觉得委屈或“暗箱操作”。不妨想一想，法官的潜台词或许是：这件事，我们有更简单经济的办法解决。
那么，是不是意味着涉及金额、价值的争议，就不用考虑鉴定了？当然不是。在刑事案件中，尤其是在诈骗、盗窃、故意毁坏财物、侵犯知识产权等案件中，涉案数额直接关系到罪与非罪、量刑轻重，鉴定意见往往是关键证据。
关键在于，如何向法庭论证启动鉴定的“必要性”。从我经手的案件看，一份容易被采纳的鉴定申请，至少要讲清楚两点：
首先，要说明“无法替代性”。就像那个玉米案，如果被偷的是几件独一无二的古董字画，没有公开的市场流通价格，那鉴定就几乎是唯一确定价值的方式。你必须向法庭表明，这个数额的确定，除了专业鉴定，别无他法。
其次，要预估鉴定的“现实可行性”和“成本可控性”。当事人和律师心里要有杆秤：要鉴定的对象是什么？大概需要多少费用？周期多长？如果争议标的本身价值有限，而鉴定成本过高，就要谨慎提出，或者准备好足以说服法官的、关于数额争议巨大（比如罪与非罪的区别）的充分理由。
说到底，打官司不仅是争个是非对错，也是一场关于策略和资源的考量。盲目地、不计成本地申请所有可能的鉴定，有时不仅无法推进案情，反而会让自己陷入被动。
无论是面对半亩玉米的纠纷，还是错综复杂的刑案，理解规则背后的逻辑，才能做出更明智的选择。当你的律师告诉你“这个鉴定申请可能通不过”时，别急着失望，那或许正是他基于经验，在为你寻找一条更务实、更有效的路径。
叶斌律师，刑事辩护律师，浙江允道律师事务所主任，创始合伙人，执业十八年以来，专注刑事辩护领域，带领团队办理刑事案件超2000件，成功帮助上千名当事人争取到取保候审、不起诉、缓刑及罪轻判决。在诈骗罪、非法经营罪、开设赌场罪及卖淫类犯罪，销假类犯罪，性侵类犯罪，毒品犯罪等各类刑事案件有极其丰富的办案经验。团队承诺专业服务、追求有效辩护，在杭州有良好的口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