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晚加班整理案卷时，我又看到一个熟悉的案情：一个年轻人，因为帮朋友的“项目”提供了一点技术支持，结果被卷入了一起数额巨大的诈骗案。他在会见时反复和我说，觉得自己很冤，只是动了动手指，怎么就成了诈骗犯的同伙？其实，这种“一不小心就踩了多条红线”的情况，在网络犯罪案件里，我见得太多了。这背后，其实是法律上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
办案子有时候像解九连环，得一环一环来。在网络世界里，一个行为往往能同时产生好几种后果，这就导致它可能同时触犯了好几个罪名。打个比方，一个人一拳打出去，既打伤了人，又碰巧砸坏了旁边一件昂贵的古董。这个行为，是算故意伤害，还是算故意毁坏财物？法律上管这个叫“竞合”，通俗点说，就是法律也遇到了“选择困难症”。
在网络犯罪领域，这种情况更普遍。就拿前几年高发的“手机口”业务来说，当事人用两部手机，一部接通境外诈骗分子的电话，另一部拨打给国内的受害人，实现语音中转。这个行为，从技术上看，是为诈骗提供了“通讯传输技术支持”，符合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也就是大家常说的“帮信罪”）的特征。但同时，它又是整个诈骗链条里不可或缺的一环，完全可以被看作是诈骗罪的帮助犯。这两个罪名的量刑起点和上限，差别可不小。到底该按哪个罪名处理，就成了法庭上控辩双方争论的焦点。很多当事人和家属就是卡在这里，搞不明白为什么一个行为会有两种说法，心里自然没底。
刚才说的那个陷阱，是行为本身带来的模糊性。还有一个更深的坑，来自于犯罪对象的属性。在网络世界里，“数据”这个东西很特殊。比如，有人通过黑客技术，盗取了别人网络游戏里的一件顶级装备，或者大量的游戏币。这个行为，到底算“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还是算“盗窃”？
这个问题我也思考了很久。如果认定为前者，主要看的是行为对计算机系统安全的破坏程度，量刑相对有明确的档次。但如果认定为盗窃，那就要看这件虚拟道具或游戏币的“价值”了，一旦被估价出一个很高的数额，量刑可能就会直线上升。我记得最高检曾经指出过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如果把那种偷换商家收款二维码的行为认定为“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罪”，可能很多老百姓在情感上难以接受，大家会觉得“这不就是偷钱吗？”。你看，同样一个行为，到底保护的是“系统安全”还是“财产权利”，在司法实践中也存在着权衡。对当事人来说，这“一字之差”的定性，可能就是缓刑与实刑的天壤之别。
说了这么多，归根结底，当事人身处这种复杂的法律关系中，应该怎么办？我的经验是，刑事辩护不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单纯地去说“我没错”。更有效的思路，是进行一种“体系性辩护”，也就是在法律织成的这张大网里，帮当事人找到一个最准确、也最有利的位置。
这就像看病，头疼不一定是脑袋的问题，也可能是颈椎引起的。一个好的律师，会全面分析案情，然后提出一个最贴切的定性。比如，当一个行为既可能构成“帮信罪”，也可能被认定为“诈骗罪共犯”时，我们会去仔细论证当事人的主观心态。他到底清不清楚上游就是在搞诈骗？还是只知道对方在做一些“不太合规”的推广？如果能证明他只是一个模糊的认知，并没有明确的诈骗共谋，那么争取定性为刑罚更轻的“帮信罪”，就是一条可行的路径。同样，在提供技术工具的案件里，我们会和技术专家合作，去论证这个工具本身是不是“中立”的，是不是只有犯罪一个用途。辩护不是在鸡蛋里挑骨头地“找茬”，而是在法律的迷宫里，为当事人找到那条最合理的“出路”。
面对复杂的网络犯罪指控，慌乱和猜测解决不了问题。重要的是冷静下来，在专业人士的帮助下，搞清楚自己的行为到底处在哪个位置，有哪些可能性。这就像在迷雾中航行，虽然看不清全貌，但只要有专业的导航，总能找到那条最安全、也最公正的航线。
叶斌律师，刑事辩护律师，浙江允道律师事务所主任，创始合伙人，执业十八年以来，专注刑事辩护领域，带领团队办理刑事案件超2000件，成功帮助上千名当事人争取到取保候审、不起诉、缓刑及罪轻判决。在诈骗罪、非法经营罪、开设赌场罪及卖淫类犯罪，销假类犯罪，性侵类犯罪，毒品犯罪等各类刑事案件有极其丰富的办案经验。团队承诺专业服务、追求有效辩护，在杭州有良好的口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