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前年，我遇到一位焦急的家属，他们的妹妹年仅15岁，被人诱骗外出，原本只是做一些相对普通的陪伴型工作，却在后来遭到威胁，逼迫去接触更敏感、甚至触碰法律红线的“订单”。家属最大的困惑就是——她既是参与者，又是受害者，这样会不会被追究刑事责任？
很多案件一开始的故事都很相似：未成年人在网上认识一些人，被对方描绘得似乎只是轻松赚钱的机会，于是主动离开家乡前往外地。当事人一开始的确是自愿，但在陌生环境、缺乏保护的情况下，很可能很快就陷入被胁迫的境地——例如威胁拍摄不雅视频、扣留身份证、甚至非法拘禁。这种情况下，参与部分行为的“自愿”成分已被严重削弱。
法律上，未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参与某些违法行为，即便主观上有一定的同意，也要看行为的性质和是否受到胁迫。一旦进入强迫、威胁状态，法律会将其认定为“被害人”。尤其是涉及强制性行为、非法拘禁、敲诈勒索等犯罪，未成年人在这些行为中往往更多地是被利用、被操控的一方。
问题还在于，有的组织者会用“你未成年，不会承担责任”的话术诱导，让小孩参与非法活动。这种说法很危险，不但掩盖了其犯罪性质，还让被害人被卷入更深的违法链条。但从法律角度，只要当事人没有主动组织他人、没有主动参与实施暴力或胁迫行为，且是在威胁下配合，那么主要的刑责会集中在组织、胁迫者身上。
这就是第一层现实：自愿与被迫的界限，往往在案件初期就被模糊化，但法律是会去还原真实状态的。
刚才提到的那个案例里，当事人妹妹曾在胁迫下参与了一次敲诈行为——并不是她想去这么做，而是被组织者灌输“这样赚快钱又不用担责”的思想。在实务中，如果未成年人是被操控执行某种行为，且行为的全过程都在他人指挥下，法律会倾向于认定她的动机与控制力极弱。这意味着，她在刑事责任上的风险较低，更接近被害人的定位。
当然，如果未成年人在没有胁迫、没有诱导的情况下，主动策划或参与敲诈勒索、非法拘禁等，就会进入另一个法律评价范围，可能需要为自身行为负责。区别在于：被动与主动、受控与自控。这也是辩护工作中必须分清的关键点。
在我接手的案件中，调查取证时，我们会重点搜集能反映胁迫关系、控制手段的证据——包括威胁视频、通信记录、被限制人身自由的细节等。因为这些证据往往是证明未成年人受害身份的核心。
但现实中，很多未成年人对这一点并不清楚，甚至会担心“我参与过，我说出来是不是也要坐牢”。这就需要家属的引导，让他们明白：只要真实说明情况，并且解释是如何被迫参与的，才能最大限度地获得法律上的保护。
从前两个部分可以看到，未成年人被卷入违法活动的风险点，不只是行为本身，还包括信息不透明、家长监护缺位、以及陌生人环境中的心理操控。这类案件如果要争取法律上的保护，几个关键动作很重要：
第一时间向警方提供完整情况，尤其是胁迫的过程与证据。
明确当事人在某些行为上的被动性，例如被指令执行、无自主安排。
保留能证明身份和年龄的材料（未成年人身份是法律保护的重点）。
协助警方锁定组织者的上下游关系，形成全链条打击，这样也能更体现当事人的配合态度。
很多家属担心报案会牵连当事人，但实际上，只要情况属实，未成年人在被迫状态下参与非法活动，是有很大机会被认定为受害者的。关键是，不要让证据散落、不要让胁迫的细节变成口说无凭。
说到底，这类案件的真正复杂之处，不是法律条文本身，而是如何还原当事人在案发过程中的真实处境。只要这一点能被证据证明，法律会倾向于保护未成年人免受二次伤害。
总结一下，当事人的身份（未成年人）、行为动机（是否主动）、控制状态（是否受胁迫），是法律判断她是施害者还是受害者的三大核心因素。家属在保护的同时，也要配合案件调查，才能真正让她脱离高风险的环境。
叶斌律师，刑事辩护律师，浙江允道律师事务所主任，创始合伙人，执业十八年以来，专注刑事辩护领域，带领团队办理刑事案件超2000件，成功帮助上千名当事人争取到取保候审、不起诉、缓刑及罪轻判决。在诈骗罪、非法经营罪、开设赌场罪及卖淫类犯罪，销假类犯罪，性侵类犯罪，毒品犯罪等各类刑事案件有极其丰富的办案经验。团队承诺专业服务、追求有效辩护，在杭州有良好的口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