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家支付公司因海外合作被控帮信罪，千万收入遭扣押。这起案例揭示企业出海背后的刑事风险。
想象这样一个场景：一家国内支付公司为规避激烈竞争，选择出海与海外持牌支付机构合作，开展跨境支付和技术服务。在这个模式下，商户资质审核由海外平台完成，支付公司仅对接机构并按合同收取服务费。合作持续两三年，一切看似合规稳健。然而，某天国内警方突然介入，以涉嫌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简称帮信罪）为由，抓捕公司全体员工，并扣押近千万元收入作为违法所得。让人困惑的是，本案没有被害人报案，海外合作机构仍在当地正常经营，原本难以定罪的案件，却在公安侦查和检察院审查后，以“事实清楚、证据确凿”为由移送法院审理。地点在经济发达的江浙某二线城市，案件开庭四次，审理近一年，争议之大可见一斑。公司业务因此停摆，负责人从资产千万跌至一无所有，每次开庭不仅是法律博弈，更是身心折磨。
团队律师在沟通中了解到，司法机关指控公司为海外赌博网站提供支付结算服务，因此涉嫌帮信罪。询问关键事实时，团队律师发现，公司仅作为技术提供方，未审核商户信息，合作方为海外持牌机构且持续正常经营。但当团队律师追问公安是否掌握商户名单或对合作机构进行调查时，当事人回应“都没有”，检察官在庭审中仅凭“怀疑”和“推测”推进案件。团队律师认为，证据链并不完整，但公司仍被定性为涉嫌犯罪。说实话，帮信罪在刑法中属轻罪，最高刑期三年，但本案审理漫长，凸显司法实践中的不确定性。一个原本合法的海外业务，因主观推定演变为刑事指控，警示企业不能忽视国内法律约束。
为什么业务在海外，仍受中国法律管辖？这涉及两个核心法律概念：属地管辖与属人管辖。根据《刑法》第6条（属人管辖原则），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犯罪的，除法律特别规定外，都适用本法；犯罪的行为或结果有一项发生在国内，即视为在国内犯罪。这意味着，即使公司将服务器放到海外，只要老板和员工在境内，就可能被认定为“犯罪行为地在国内”，刑事风险难以避免。再看《刑法》第7条（属人管辖原则），中国公民在境外犯本法规定之罪的，适用本法，但最高刑三年以下的可不予追究。注意，“可以不予追究”并非豁免条款，司法机关仍可选择追责。本案中帮信罪最高刑三年，当事人被追责就印证了这一点。所以，出海不等于安全，企业不能只盯海外监管，而忽视中国法律。
进一步看，业务面向用户的不同，风险等级也有差异。团队律师在咨询中常遇到企业声称“面向全球用户”，但实际多面向中国大陆用户，且不做KYC（用户身份识别），无法区分用户比例。如果业务属高风险行业，如涉赌、涉黄或虚拟货币交易，风险直线上升。举例来说，如果服务只面向海外用户，风险相对较低，但并非为零；如果面向国内外用户不加区分，风险更高，因为司法机关打击犯罪时，会考虑社会危害性和域外取证等现实问题。可见，即使业务在海外，也难以与中国法律完全切割。这正是本案的核心教训：企业出海时，合规意识必须前置，否则一旦踩红线，可能面临人身自由受限和资产清零的后果。
总之，这个案例提醒支付公司、游戏企业、Web3团队等从业人员，刑事风险合规防范绝非可有可无。事前布局远比事后应对更有价值，这不是危言耸听，而是无数案件验证的现实。企业应将合规作为发展的“必需成本”，在规划出海时纳入刑事风险考量，才能在复杂环境中稳健前行。业务扩张固然重要，但忽视法律红线，可能让一切努力付诸东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