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年前，一位做生意的朋友坐在我对面，手里攥着几张转账记录，一脸困惑地问我：“叶律师，他们说我涉嫌诈骗，让我退钱。这钱我现在该退吗？还是再等等看？”
他的问题很典型。很多涉诈骗案件的当事人和家属，在得知可以靠退赃退赔争取从宽处理时，第一个反应不是“退不退”，而是“什么时候退”。这个看似简单的时间选择，背后其实是整个案件策略的起点。处理得好，可能柳暗花明；处理得不好，就可能步步被动。
很多当事人接到公安机关电话，或者被传唤询问时，第一反应往往是害怕和回避。他们会想：是不是我不去就没事了？或者，是不是等我找个律师问清楚了再去？
我的建议是，如果事实清楚，当事人自己也承认资金往来存在问题，那么在公安机关初查阶段，主动配合、积极退赔，往往能争取到最好的结果。这个阶段，可以把它理解为法律程序的“门诊部”。问题刚被发现，如果能在这个阶段与对方达成和解、全额退赔，有很大机会阻止案件被正式“收治入院”——也就是刑事立案。
一位做销售经理的当事人，因为一笔业务提成的纠纷，被公司以职务侵占报案。他当时非常委屈，觉得是公司制度不合理。我们分析后认为，从法律关系看，他的行为确实存在被认定为犯罪的风险。于是，我们指导他第一时间带着钱，在公司负责人和民警都在场的情况下，诚恳说明情况、全额退还了那笔款项，并取得了公司的书面谅解。最终，公安机关经审查，认为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没有作为刑事案件立案。对他来说，这是代价最小、影响最轻的解决方案。
这个阶段的核心在于“阻断”。一旦刑事立案，就像拿到了一张住院通知单，想再出来就难了。所以，如果条件允许，在公安阶段解决问题，是性价比最高的选择。
如果案件已经移送到检察院，就意味着进入了审查起诉阶段。这时候，退赃退赔的作用就从“能否不进诉讼程序”，转变为“能在多大程度上减轻处罚”。
这时，律师的工作就非常关键。律师需要与检察官进行有效沟通，将当事人积极退赔、愿意弥补损失的态度，以及取得的谅解情况，转化为书面材料，并提出明确的法律意见：建议不起诉，或者建议在量刑时大幅从宽。
我经手过一个案子，当事人因为一起合同纠纷被控诈骗，涉案金额不小。在审查起诉阶段，我们多次与检察官沟通，反复阐明案件性质更偏向于民事经济纠纷，同时，当事人拿出了最大诚意，多方筹措资金，全额退还了款项，并额外补偿了对方一部分损失，最终拿到了被害方的谅解书。检察官在综合考虑全案情节后，认为犯罪情节轻微，依照刑法规定不需要判处刑罚，最终作出了不起诉的决定。这对当事人而言，意味着无罪之身，没有犯罪记录。
即使在证据确凿、必须起诉的情况下，检察院在提起公诉时向法院提交的《量刑建议书》中，也会明确写明当事人具有退赃退赔、取得谅解等从宽情节，建议法院从轻或减轻处罚。这份建议书对法院的最终判决有很强的导向作用。
到了法院开庭审理阶段，是不是退赔就没用了？绝不是。即使在最后关头，积极退赔依然是法官量刑时必须重点考量的法定从宽情节。
审判阶段退赔，有其特殊的价值和情境。有时，案件经过公安、检察院两个阶段，当事人和被害方的情绪都逐渐平稳，更能理性地坐下来谈。有时，是在律师或法官的主持调解下，双方终于就赔偿数额达成一致。我见过不少案子，在开庭前甚至庭审中，双方当场达成和解协议，当事人当场转账，被害方当场出具谅解书。法官会将这一幕记入庭审笔录，作为当庭悔罪表现的重要依据。
它的意义在于，向法庭最直观地展示了当事人的悔罪态度和修复社会关系的行动。这对于争取缓刑，尤为关键。法院判处缓刑的一个重要前提，就是“犯罪情节较轻”且“有悔罪表现”。没有什么比真金白银的退赔和被害方的谅解，更能直接证明这两点了。
当然，必须坦诚地说，越到后面的阶段退赔，其“边际效应”会递减。在公安阶段退赔可能免于起诉，在检察院阶段退赔可能获得缓刑建议，到了法院阶段退赔，可能就是在实刑的刑期上争取减少几个月。但即便如此，这减少的几个月，对当事人和家庭来说，也是至关重要的。
贯穿这三个阶段的一条主线是：退赃退赔，是诈骗类案件中，当事人一方最能主动把握、也最可能影响案件走向的积极因素。它不仅仅是为了减刑，更是一个向司法机关、向被害方、也向自己证明悔过和担责态度的过程。时机是策略，退赔是态度，两者结合，才能在法律的框架内，为自己争取到最有利的结果。
叶斌律师，刑事辩护律师，浙江允道律师事务所主任，创始合伙人，执业十八年以来，专注刑事辩护领域，带领团队办理刑事案件超2000件，成功帮助上千名当事人争取到取保候审、不起诉、缓刑及罪轻判决。在诈骗罪、非法经营罪、开设赌场罪及卖淫类犯罪，销假类犯罪，性侵类犯罪，毒品犯罪等各类刑事案件有极其丰富的办案经验。团队承诺专业服务、追求有效辩护，在杭州有良好的口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