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诱、容留、介绍卖淫罪的定罪量刑标准在司法实践中呈现精细化与层次化特征，其核心法律依据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359条及配套司法解释。该罪作为选择性罪名，需结合行为手段、对象特殊性及情节严重性综合认定，浙江省的裁判实践尤为典型。
《刑法》第359条第一款规定，引诱、容留、介绍他人卖淫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2017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组织、强迫、引诱、容留、介绍卖淫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17〕13号，下称《解释》）第8条进一步细化入罪门槛：
例如，(2021)浙1023刑初58号案中，林某容留2名卖淫女从事卖淫活动，虽未直接牟利，但因达到人次标准，以容留卖淫罪判处有期徒刑10个月。而(2023)鲁17刑终5号耿某娟案中，法院强调容留卖淫罪需具备“时空重合性”——卖淫人员需在行为人管理的场所内实际从事卖淫活动，否则可能构成介绍卖淫罪。
《解释》第9条明确“情节严重”的升档量刑标准（五年以上有期徒刑），浙江省司法实践聚焦三类核心情形：
值得注意的是，(2017)浙0881刑初94号席登松案确立“人次计算规则”：单次交易中同一卖淫女与不同嫖客发生关系，按实际交易次数计算人次，避免重复统计。
组织卖淫罪与容留卖淫罪的本质区别在于是否对卖淫活动实施“管理控制”。《解释》第1条规定，组织卖淫需具备“管理或控制多人卖淫”的行为特征。在(2022)鲁0786刑初146号吕某萍组织卖淫案中，被告人规定卖淫价格、分成比例并安排接客流程，被认定构成组织卖淫罪；而(2021)浙1023刑初58号案中被告人仅提供场所未干预定价与分配，则以容留卖淫罪论处。
主观明知的推定亦为关键。(2023)鲁02刑终42号牟某宏、王某强容留卖淫案中，房东王某强收取畸高租金（市场价2倍）且多次目睹嫖客出入，法院结合微信记录推定其“明知场所用于卖淫”，以共犯论处。
浙江省注重刑罚谦抑性，通过《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常见犯罪的量刑指导意见实施细则》（浙高法〔2017〕71号）第23条明确从宽情节：
引诱、容留、介绍卖淫罪的裁判呈现“严定罪、细分档、重情节”的三维特征：以《刑法》第359条为纲，以《解释》为目，通过地方细则实现量刑精细化。未来需进一步协调“情节严重”认定中的区域差异，如(2020)浙刑终16号案与(2021)鲁1726刑初627号案对相似情节的量刑分歧，亟需类案指引机制弥合裁判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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