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律师叶斌：受贿罪金额变化，审查起诉阶段关键

案件金额为何会从两千万追到上亿

很多人有一个误区，以为人被拘留时定的金额是多少，最后判的就是多少。实际上，这只是一个起点。我常和团队讲，看一个经济犯罪案件，不能只看侦查机关最初移送的数字。在审查起诉阶段，检察官会全面审查证据，如果发现存在其他犯罪线索，比如新的行贿人、新的受贿项目，就会退回给公安机关补充侦查。

我们团队在分析这类案件时，第一步不是急着去看守所会见，而是先开内部会议，把起诉意见书中列出的每一笔事实，在白板上按时间线和项目类型重新排列。为什么要这么做？因为我们要预判，哪些环节可能牵出新的资金流向。就像这个案子，最初只是涉及土地项目的两千万，但补充侦查后，又牵出了住宅销售、供配电工程等好几个领域的贿赂款，还带出了另外八名受贿主体和十几名行贿人员。资金流水一旦被穿透，空壳公司、咨询费这些表面上的遮掩，在司法审计面前很难站得住脚。

主犯和从犯，刑期为何差了一倍

在这个案子里，总公司的负责人刘某被判了十二年，而分公司的周某判了不到两年。很多家属会问，同样是受贿，为什么差别这么大？这就涉及到共同犯罪中主从犯的认定问题。作为杭州受贿罪辩护律师，我深知这里面的门道。法院在区分主从犯时，看的不仅仅是职位高低，更关键的是谁在犯罪中起主要作用，谁对资金的支配力更强。

刘某作为总公司首席副总裁，对地方项目公司负责人有直接的管理和制约能力，他辩解某些项目不属于他分管范围，法院没有采纳。而周某虽然受贿金额也很大，但很大程度上是执行刘某的指令，个人违法所得也相对较少，最终被认定为从犯。关于这个辩护点，我们团队内部也曾激烈争论过。有时候，职位高不一定就必然是主犯，关键要看行为人对犯罪链条的实际控制力。每次提交辩护意见前，团队都会组织“模拟法庭”，让同事扮演公诉人，从最严苛的角度来攻击我们的论点，看看哪里还有漏洞。

审查起诉阶段，家属和当事人能做什么

案件到了检察院，这意味着进入了审查起诉阶段，能做的事情和在侦查阶段完全不同。这个案子最值得警醒的，不是最终判了多少年，而是金额如何一步步被放大。如果在审查起诉阶段，没有及时和检察官沟通，没有把资金流向中的合理部分、疑点部分梳理清楚，等到法院阶段，上亿的金额被固定下来，辩护空间就会被极大压缩。

我们团队处理这类案件，有一个固定的工作流程。在检察院阶段阅卷后，我们会带着银行流水记录，反复进入看守所和当事人核对。哪一笔是真实的交易往来，哪一笔是借款，哪一笔是投资款，这些都需要当事人自己回忆清楚，再由我们去搜集相应的书证来印证。认罪认罚、退赃退赔、主从犯定位，这些关键情节的沟通，在检察院阶段效果最好。很多当事人第一次来，连该准备什么材料都不知道，这很正常。我一般会让助理给家属倒杯热水，先坐下来慢慢说，把事情的来龙去脉理清楚。

刑事案件的黄金辩护期非常短暂，尤其是在杭州。如果你或家人正在拱墅、西湖或滨江区遇到了难题，不确定下一步该怎么办，可以把情况告诉我。作为一名专注杭州本地刑事案件十八年的律师，我能帮你判断当前最有利的选择。

说到底，这个从两千万追到上亿的案子，并不是什么极端个例，而是检察官正常履职的结果。主动介入，把疑点在审查起诉阶段排除掉，远比被动等待要强。虽然每个案子情况不同，但只要在正确的时间做正确的事，依然有争取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