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民营医院的负责人，因为医保问题被调查。案卷材料里，指控金额是一笔相当可观的数目，检察院给出的量刑建议是十四年。家属找来的时候，手是抖的，问我：叶律师，是不是一点办法都没有了。
我没办法在不了解具体细节的情况下给你准确判断。但我想把这类案件里，决定一个人最终命运的关键逻辑，说给你听。
很多人有一个误区，觉得只要自己是院长、是负责人，出了事就一定是第一责任人，跑不掉。刑事责任的认定，看的不是头衔，而是行为。
我们回过头看这个案子。如果要认定院长构成医保诈骗罪的主犯，检方必须证明两件事：第一，他确实制定或参与了骗保方案的策划；第二，他明确指使医护人员按照这个方案去执行。如果我所说的“主导”，指的是这两件事都有确凿证据，那从定性上看，辩护空间确实很窄。组织者和策划者的刑事责任，实践中很难打掉。
但现实往往没这么简单。我见过很多民营医院的案子，院长只是给过一个模糊的经营指标，或者在大查房时讲过一些鼓劲的话。如果指令本身是模糊的，是医护人员在执行过程中自行扭曲了，那就完全是另一回事了。这个时候，院长的行为是管理失职，还是犯罪故意，就有了一线辩护的空间。
说到证据，民营医院有一个特点，就是管理相对粗放。这类案件，你想找几份白纸黑字的会议纪要来证明老板拍板搞骗保，几乎不可能。方案不会写在纸上，往往就是几个人口头一商量。这就带来一个后果：定罪的根基，几乎全部扎在口供上。
口供这个东西，说强也强，说弱也弱。我常跟团队的年轻律师讲，口供是人说出来的，而人的记忆会模糊，立场会摇摆。院长说是为了提升业绩，科室主任说是领会了院长的意思，经办的医生可能又另有一套说法。不同人的口供之间，前后有矛盾、细节对不上，太常见了。
法律上有一个原则，只有被告人供述，没有其他证据的，不能认定有罪。如果这个案子里，拿掉那些主客观都不一致的言词证据，还能剩下什么？如果能发现指控链条里的证据硬伤，那么无罪辩护，就不再是一个虚无缥缈的方向，而是一个实实在在可以争取的目标。
面对一个量刑建议十四年的案子，当事人的压力和家属的焦虑，我非常清楚。这时候最怕的，就是乱，是在不了解规则的情况下走错第一步。
我们不妨冷静地想一想：一旦罪名被坐实，这个量刑基础上想往下减，难度非常大。很多时候，不是我们非要走无罪这条路，而是局势逼着你，必须先把根基上的问题打掉。 只有把那个最大的、可能根本不成立的指控事实推翻，才有真正翻盘的机会。至于这条路到底能不能走通，怎么走，答案只有一个——阅卷。只有扎进几百上千页的案卷里，一个字一个字地抠证据，才能找到那个可能存在的突破口。
刑事案件最折磨人的地方，是它充满不确定性，但也恰恰是这种不确定性，给了人希望。很多案子的转折，都发生在所有人都觉得没有路的时候。你现在可能觉得眼前一片黑，这很正常。先把情况告诉我，我们一起来理一理，当前最重要的那一步，到底该怎么走。
叶斌律师，刑事辩护律师，浙江允道律师事务所主任，创始合伙人，执业十八年以来，专注刑事辩护领域，带领团队办理刑事案件超2000件，成功帮助上千名当事人争取到取保候审、不起诉、缓刑及罪轻判决。在诈骗罪、非法经营罪、开设赌场罪及卖淫类犯罪，销假类犯罪，性侵类犯罪，毒品犯罪等各类刑事案件有极其丰富的办案经验。团队承诺专业服务、追求有效辩护，在杭州有良好的口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