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办公室的书架上，除了法律书籍，还放着不少经济和商业类的书。因为在刑事辩护的十八年里，我发现很多当事人，尤其是一些做企业的朋友，他们出事，往往不是因为不懂法，而是因为太懂“人情世故”和“商业规则”。最近，最高检发布了一批新的指导性案例，其中有几个案子，让很多做生意的朋友心里一紧。这些案子说的，就是一种越来越常见的犯罪形式——隐性受贿。
传统的受贿，是一手交钱，一手办事，简单直接。但现在，这种方式太扎眼，于是出现了很多“升级版”。比如，我用一个案子来打比方，你可能就明白了。
某位老板李总，想在一个项目上得到王某的帮助，王某是掌握相关职权的公职人员。事成之后，李总想表示感谢，但直接送钱风险太高。他想了个“好办法”：他有一批货要卖，本来可以直接卖给下家，但他偏不，他在中间加了一个环节，让王某的亲属开的“某科技公司”来做这个“中间商”。
这家科技公司需要做什么呢？什么都不用做。它只是从李总的公司名义上“买”进这批货，再名义上“卖”给真正的下家。整个过程，货都没进过这家公司的仓库，公司账上却多了一笔相当可观的“利润”。这个利润，其实就是李总想送给王某的感谢费，只不过是披上了一件“合法”的商业合同外衣。
很多人会觉得，这不就是正常的商业合作吗？有合同，有发票，有流水。但在我们刑事律师看来，这恰恰是风险最高的地方。判断这种行为是不是犯罪，司法机关会看一个核心问题：你的公司，在这笔“生意”里，有没有承担一丁点儿经营风险？
如果你的公司只是挂个名、走个账，不承担市场价格波动的风险，不负责货物的仓储物流，更不用担心产品卖不掉，只是稳稳当当地赚取差价，那么这笔钱就不是“利润”，而是“贿赂”。因为你提供的不是真实的商业价值，而是王某的权力带来的价值。这种为了掩人耳目而虚增出来的交易环节，最终都会被计入受贿的金额里。
指导性案例的发布，就像是给所有司法人员划出了重点。可以预见，未来对于公职人员亲属经商的领域，审查一定会非常严格。那么，一旦被调查，还有没有辩解的空间？
当然有。我们办理这类案件，辩护的焦点往往也集中在两个层面。
第一，努力证明这是“真实经营”。是不是虚增交易，不是凭感觉，而是看证据。比如，你亲属的公司是不是一个“空壳”？公司有没有真实的办公地点？有没有雇佣员工？最重要的是，在其他的商业活动中，它是不是也像一个正常的市场主体一样，自负盈亏？如果能证明公司一直在独立、正常地运营，并且在这次交易中也投入了人力、物力，承担了相应的商业风险，那就能在很大程度上说明，这笔钱是公司应得的合法利润，而不是权力的变现。
第二，公职人员是否“明知”。这一点至关重要。在很多案子里，公职人员可能只知道自己的家属在外面做生意，但对于具体的项目、具体的合同细节，他可能并不知情，更没有利用自己的职权去为这笔特定的“生意”打招呼。如果控方无法拿出扎实的证据，来证明公职人员主观上清楚地知道这笔钱的性质，并对此采取了默许、纵容的态度，那么指控就很难成立。刑事案件讲究主客观相统一，只看客观行为，不问主观想法，是定不了罪的。
说实话，这两个层面的辩护工作，做起来都非常困难，需要律师在案卷中一页一页地翻找细节，从看似不起眼的证据里找到突破口。
刑事案件最怕的不是案情复杂，而是在不了解规则的情况下走错了第一步。很多时候，商场上的人情往来和刑事犯罪的界限，比想象中要模糊。如果你对家人或自己的某些商业合作感到不安，不确定其中的法律风险，不要自己猜。可以先把情况告诉我，我帮你看看，当前最重要的是什么。
法律不禁止公职人员的亲属经商，但它警惕的是权力介入市场，破坏公平。我们办理这类案件时，看到很多当事人并非一开始就想犯罪，而是在复杂的人情和商业关系中，一步步走到了危险的边缘。守住商业的本分，承担应有的风险，这不仅是商业的逻辑，也是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底线。
叶斌律师，刑事辩护律师，浙江允道律师事务所主任，创始合伙人，执业十八年以来，专注刑事辩护领域，带领团队办理刑事案件超2000件,成功帮助上千名当事人争取到取保候审、不起诉、缓刑及罪轻判决。在诈骗罪、非法经营罪、开设赌场罪及卖淫类犯罪，销假类犯罪，性侵类犯罪，毒品犯罪等各类刑事案件有极其丰富的办案经验。团队承诺专业服务、追求有效辩护，在杭州有良好的口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