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团队处理了好几起类似的案件，当事人都是从境外一些博彩公司回国后，被以涉嫌开设赌场罪刑事拘留的。他们中很多人找到我时，都带着一种相似的困惑和认命感：“叶律师，我就是个做技术的，写代码、做测试，钱是赚了点，现在人被抓了，我认，是不是就等着判决就行了？”
这种想法很普遍，但也很危险。在刑事辩护中，尤其是在当事人行为确实触犯了法律的情况下，“认罪”只是起点，远非终点。刑事律师的工作，很大一部分恰恰是在这个起点之后展开的。当定罪本身难以撼动时，我们还能为当事人争取什么？这才是有效辩护的关键。
很多当事人和家属都知道，要尽量争取一个“从犯”的认定。没错，这是第一步。在开设赌场这类共同犯罪中，老板、股东、高级管理层是主犯，承担主要责任。而大部分普通员工，尤其是技术、推广、客服等岗位，通常会被认定为从犯。
但是，事情到这里就完了吗？当然不。从犯和从犯之间，差别可能很大。你可以把一个博彩公司想象成一个金字塔，塔尖是老板，下面是各级管理层，再往下是部门主管、小组长，最底层的才是普通员工。我们的辩护工作，就是要向办案机关清晰地展示，当事人在这个金字塔里，到底处于哪一层，甚至是不是最底层。
比如我们最近办的一个案子，当事人在境外工作了几年，主要负责技术测试，收入相当可观。检察院初步认定他是从犯，这没有问题。但我们的辩护意见更进一步：他虽然是技术团队的一员，但他的测试工作，在整个犯罪链条中起到的作用有多大？是核心技术还是辅助工作？他上面有几个领导？他有没有管理过其他人？把这些细节一一厘清，把他放在公司整个组织架构里去定位，就能证明他在所有从犯里，也属于作用较小、情节较轻的那一类。这个“更低的位置”，直接关系到最后的量刑轻重。
这类案件，违法所得的认定往往是另一个焦点。很多家属最关心的问题就是：“叶律师，我们到底要退多少钱才能拿到缓刑？”
这确实是一个核心问题，但答案并不是一个简单的数字。退赃，更像是一场复杂的博弈，其中包含着时机、态度和沟通策略。
我必须点出一个很多家属容易忽视的细节：在不同阶段退赃，效果完全不同。有些案件，在公安侦查阶段，家属就已经退了一部分钱。他们会觉得，到检察院阶段，这事就算过去了。但实际情况是，检察官非常看重在“审查起诉”这个阶段当事人的表现。即便之前退过，如果在这个阶段没有任何表示，检察官可能会认为你的悔罪态度不够积极。
那么，什么叫“积极”？是不是要把赚的钱全部退掉？也不一定。办案机关能理解，很多人赚的钱可能已经花了，或者家里有困难，全额退还有难度。这时候，律师和检察官的沟通就显得尤为重要。我们需要向检察官阐明当事人的实际困难，同时拿出一个有诚意的、在能力范围内的退赃方案。这个方案，本身就是一种态度，是给检察官一个可以从轻处理的台阶。
退赃的金额、罚金的比例，甚至包括退赃和罚金能不能分期支付，这些都是我们可以去沟通和争取的。我们的目标不仅是为当事人争取缓刑，更是在这个过程中，尽量减轻他本人和整个家庭的经济压力。
刑事案件最怕的不是案情复杂，而是在不了解规则的情况下走错了第一步。很多影响最终结果的关键节点，往往在家属还手足无措的时候，就已经悄悄过去了。如果你现在正为此事困扰，不确定该怎么办，可以先把情况告诉我，我帮你分析一下，当前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
总而言之，对于境外博彩回流人员涉嫌开设赌场罪的案件，当定罪事实比较清晰时，辩护的重心就要迅速转移到量刑辩护上来。争取更低的从犯地位、制定有效的退赃策略，都是实实在在能够影响判决结果的工作。认罪不等于放弃，恰恰相反，它意味着我们必须在法律允许的框架内，更精细、更专业地去争取每一个从轻、减轻处罚的可能性。
叶斌律师，刑事辩护律师，浙江允道律师事务所主任，创始合伙人，执业十八年以来，专注刑事辩护领域，带领团队办理刑事案件超2000件,成功帮助上千名当事人争取到取保候审、不起诉、缓刑及罪轻判决。在诈骗罪、非法经营罪、开设赌场罪及卖淫类犯罪，销假类犯罪，性侵类犯罪，毒品犯罪等各类刑事案件有极其丰富的办案经验。团队承诺专业服务、追求有效辩护，在杭州有良好的口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