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成都近年的一些案件中，境外回流人员占到相当比例。这类案件的一个明显特征，是当事人大多只是链条中的“小角色”：业务员、司机、后勤、客服……往往连自己在哪个环节触了法都说不清。
公安机关在决定是否释放或取保时，通常先看两点：一是能否核实涉案金额；二是在金额不清的情况下，会根据出境天数来初步判断。但这第二点，往往让家属陷入误区——出境天数并不等于诈骗天数，也无法证明其具体参与时间。
我办过的类似案件中，只要涉案金额能查实，即便当事人只是执行层，处理都比较严厉；反之，如果金额混不清，就有了辩护的空间。因为不能用整组、整公司的流水去推定某一个人的违法所得。
很多人忽视了这一点，结果在侦查阶段没有及时提出异议，后面就很被动。
有些当事人第一次审讯时坚持说自己是受害者，被人骗去境外做客服、打电话。他们说得真切，也确实有人被误导或胁迫。但公安并不会听几句话就信，他们会结合聊天记录、代号、佣金分配情况来判断角色。
问题是，这类案件里大家几乎全用代号，“阿猫”“阿狗”“小王”“小李”——听着荒唐，但办案中非常常见。调查部门要在这种纷乱的代号体系里确认身份、分工，这个过程本身就有不确定性。
正是这种不确定性，构成了辩护的空间。 律师能做的，就是去厘清当事人实际的职责——他到底是主导组织诈骗，还是被安排做外围支撑？一旦这条线理清，案件性质、量刑幅度都会完全不一样。
说实话，这类涉境外电诈案件想做到“无罪”非常难，原因就在于侦查机关往往有银行流水、聊天记录等证据链。但辩护的核心不在于幻想无罪，而在于尽量拆分责任、厘清金额归属。
我印象深的一个案子，当事人原本按小组流水算下来要判十年以上，我们通过比对转账记录和通话内容，证明他只参与了极短的一段时间，最终量刑降到了三年以下，并获缓刑。
这不是“运气”，而是对证据的拆解。只要律师能让金额和角色对应得上，哪怕金额大、人数多，仍有调整空间。
对家属来说，这点尤其重要——不要一看到金额就绝望，更不能放任认定链条不加区分地成立。金额未必是命运的全部，它只是起点。
这类案子从刑拘到起诉，周期往往不短，而每一个程序节点的处理，都会直接影响后续的量刑。公安部门一般不会在三十天后主动释放嫌疑人，除非有明确的事实支撑或法律理由。
刑事案件最怕的不是案情复杂，而是在不了解规则的情况下走错第一步。如果家属还不了解案件的关键卡点，不妨先把情况告诉我，我们一起厘清当下最需要争取的是什么。很多家属第一次来，也只是想搞明白这一点。
归根结底，真正的辩护，不是喊口号式的“争取无罪”，而是让每个人承担“他该承担的”，仅此而已。
叶斌律师，刑事辩护律师，浙江允道律师事务所主任，创始合伙人，执业十八年以来，专注刑事辩护领域，带领团队办理刑事案件超2000件，成功帮助上千名当事人争取到取保候审、不起诉、缓刑及罪轻判决。在诈骗罪、非法经营罪、开设赌场罪、销售假冒伪劣产品类犯罪、性侵类犯罪、毒品犯罪等各类刑事案件有极其丰富的办案经验。团队承诺专业服务、追求有效辩护，在杭州有良好的口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