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正在兴起的业务，和它背后的刑事风险
陪玩、虚拟恋人，这些听起来很新潮的业务，背后藏着一些不易察裘的刑事风险。我见过一些当事人，公司开得好好的，却因为合作方的私下行为，自己被卷入传播淫秽物品牟利罪的漩涡。很多人都会问，当事人自己没做，也明确反对，怎么就会被公安机关找上门呢？问题往往出在一种很常见的合作模式上：业务分成。
“业务分成”，是合作还是共同犯罪？
很多这类业务公司，和提供服务的陪玩人员并非雇佣关系，而是一种合作分成关系。公司提供平台或渠道接单，个人提供服务，利润按比例分。这种模式很灵活，但也埋下了隐患。一旦某个合作的陪玩，比如一位叫小丽的姑娘，为了追求更高的业绩，私下向客户出售淫秽视频或者进行裸聊，事情就变得复杂了。
当小丽被查处时，侦查机关顺着资金流向，很容易就会找到与她有分成关系的公司老板，比如李总。在侦查机关看来，既然有金钱往来，就可能存在共同犯罪的嫌疑。李总即便反复强调自己毫不知情，甚至拿出公司规定反对涉黄，但在初期也常常不被采信。这就像一个商场的房东，虽然你明令禁止租户卖假货，可一旦租户被查，你作为收费的房东，也很难第一时间撇清关系。
“我不知情”，如何才能让司法机关相信？
证明自己“不知情”，是这类案件辩护的核心，也是最大的难点。空口说“我不知道”是苍白的，必须拿出扎实的证据。去年我接手过一个类似的案子，当事人李总就是一家这类公司的管理人员，因为合作方被查而受到牵连。我们团队介入后，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工作，最终成功为他争取到了取保候审。
首先，建立制度“防火墙”，证明主观上没有放任。我们发现，李总曾在公司的工作群里反复强调过接单规则，明确要求必须是“绿色聊天”，并规定了处罚措施，比如减少接单、封号等。我们将这些聊天记录和公司规定整理成证据提交。这就像在公司内部提前划好了一条红线，并且有证据证明这条红线是真实存在的，并非为了脱罪临时编造。
其次，厘清关系，证明客观上难以控制。李总公司的合作方遍布全国各地，都是从网上招募的，独立性很强。公司对她们的管理，更像是平台和入驻商家的关系，管理权限有限。我们向办案机关清晰地说明了这种松散的合作模式，强调公司无法像管理正式员工一样，对合作方的私人行为进行全方位监控。因此，个别人的违法行为，不应直接归责于公司管理层。
最后，坚守底线，只承认客观事实。办案过程中，曾有同案人员指认李总自己也参与了传播。我告诉他，口供是会变化的，但客观证据不会说谎。在没有直接的转账记录、聊天记录指向他本人的情况下，单凭他人的指认，证据链是不完整的。我建议他一定要实事求是，做过就是做过，没做过就坚决否认。最终，当事人在提审时顶住了压力，坚持了实事求是的陈述。
批捕前的黄金窗口期，是争取主动的关键
刑事案件中，从拘留到检察院审查批捕，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黄金窗口期”。在这个阶段，专业的辩护工作可以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在李总的案子里，我们在检察官提审他之前，就第一时间提交了详尽的不予批捕法律意见书，并与检察官进行了有效沟通。随后，我立即去会见当事人，帮他梳理案情，预测检察官可能会问到的核心问题，并指导他如何真实、准确地进行表述。紧张之下人很容易说错话，这种准备让他心里有了底。
最终，检察官采纳了我们的意见，作出了不批准逮捕的决定，李总得以取保候审。这个结果，正是抓住了关键的时间窗口，用扎实的证据和有效的沟通换来的。
刑事案件最怕的不是案情复杂，而是在不了解规则的情况下走错了第一步。如果你现在还不确定该怎么办，可以先把情况告诉我，我帮你看看，当前最重要的是什么。
写在最后
合规经营是企业最好的护身符。很多时候，风险并非来自业务本身，而是来自对合作方管理的疏忽。提前建立制度，保留好证据，不仅是为了应对检查，更是为了在意外发生时能保护自己。法律不强人所难，但也不会轻易相信一面之词。拿出证据，讲清事实，才是最有力的辩护。
叶斌律师，刑事辩护律师，浙江允道律师事务所主任，创始合伙人，执业十八年以来，专注刑事辩护领域，带领团队办理刑事案件超2000件,成功帮助上千名当事人争取到取保候审、不起诉、缓刑及罪轻判决。在诈骗罪、非法经营罪、开设赌场罪及卖淫类犯罪，销假类犯罪，性侵类犯罪，毒品犯罪等各类刑事案件有极其丰富的办案经验。团队承诺专业服务、追求有效辩护，在杭州有良好的口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