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个月前，我在研读一份公开判决书时，注意到一个特殊的争议点：一家公司销售工业明胶给食品生产企业，结果被认定为“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
这个案子的核心矛盾在于：工业明胶本身是一种可正常流通的工业品，广泛用于皮革、化妆品、胶水等生产。但供食品企业使用时，问题就变得敏感了——它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却被当成食品添加剂或加工助剂销售给食品厂。
于是，一个绕不开的问题就出现了：这种行为，究竟该定为“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还是“非法经营罪”？
这不仅影响定罪性质，更直接关系到量刑的轻重。
我先说结论：以这种行为直接定“有毒有害食品罪”，法律上并不严谨。原因主要有两个。
第一，涉案的“工业明胶”并不是食品，也未作为食品销售。判定是否属于“食品”，关键看其属性与用途。明胶被用于食品生产环节，并不意味着它本身就是食品。
第二，“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的构成要求较高。刑法第一百四十四条规定，该罪要求行为人“在生产、销售食品中掺入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或“明知而仍销售”。换句话说，行为人必须在“食品”生产、销售环节中实施掺入或销售行为。但在这类案件中，工业明胶的销售者既不生产食品，也未在食品中掺入任何物质。
因此，如果仅是销售工业原料，而买家后来将其违规使用于食品生产环节，直接将上游定性为“有毒有害食品罪”，显然逻辑不通。司法实践中一审有时确实作如此认定，但多被认为扩大了定罪范围。
一些观点认为，如果上游明知下游会将工业明胶用于食品生产，那双方之间就形成了共同犯罪关系，应按“有毒有害食品罪”的共犯处理。
听起来有一定道理，但在实务中要成立共犯并不容易。共犯的关键在于“共同故意”与“分工协作”。如果上游只是正常销售产品，并没有明知买方的具体违法用途，或者仅模糊知道其与食品行业相关，就很难证明存在明确的“犯意联络”。
我遇到过类似案子，公诉方常主张“你卖给食品厂你还说不知？”但辩护的关键就在于反证——比如，合同、发票中写明“工业用途”；产品标签也清晰标注“不得用于食品”。这些细节往往决定案件的走向。
所以，是否构成共犯不能仅凭推测。
近年来的司法解释已经给出了更清晰的导向。按照《关于办理危害食品安全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规定，以提供给他人生产食品为目的，销售国家禁止使用的有毒、有害非食品原料的，应以非法经营罪论处。
这就意味着：明知工业明胶不能用于食品，却仍销售给食品厂使用，即便没有直接参与食品制造，也违反了国家产品流通管理规定，实质是扰乱市场秩序的问题，而非食品安全的直接侵害行为。
因此，在这样的案件中，定性为非法经营罪更符合立法原意，也与现行司法解释的精神一致。定罪准确，量刑才能公正。
很多当事人家属在咨询时都会问：“叶律师，卖的不是毒药，也没有掺假，为什么被定罪这么重？”
问题的症结往往就在于目的与用途的认定。若能证明销售对象、用途并非食品生产，或者销售时有充分的警示、区分标识，那么案件性质可能会完全不同。
刑事案件最怕的不是情节复杂，而是律师与家属在前期没有厘清关键的证据链。从被拘留、起诉到开庭，每一步的辩护思路都要围绕“销售目的”和“明知程度”展开。
如果现在案件还在侦查阶段，当事人家属可以尽快了解案卷中材料，比如供述内容、交易记录、产品说明书、下游用途说明等。这些看似细小的文件，往往是定性转折的关键。
说到底，这类案件的争议意义重大。因为它的边界模糊：一脚在食品领域，一脚在市场秩序领域，一步错，可能牵连整个链条。
我始终认为，司法应在明确标准下处理这样的案件——既不能扩大化打击，也不能放纵有害行为。
而对当事人来说，懂得自己案件的法理定位，就是争取有利结果的第一步。
如果不确定自己所涉产品或用途会否触碰刑事红线，也可以找律师先聊聊，明确风险和应对方向。
叶斌律师，刑事辩护律师，浙江允道律师事务所主任，创始合伙人，执业十八年以来，专注刑事辩护领域，带领团队办理刑事案件超2000件，成功帮助上千名当事人争取到取保候审、不起诉、缓刑及罪轻判决。在诈骗罪、非法经营罪、开设赌场罪及卖淫类犯罪，销假类犯罪，性侵类犯罪，毒品犯罪等各类刑事案件有极其丰富的办案经验。团队承诺专业服务、追求有效辩护，在杭州有良好的口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