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前段时间看到一个公开案例，涉及生产销售饲料添加剂的公司，因为产品中含有国家禁止的药用成分，被认定构成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法院认为他们“以不合格产品冒充合格产品”，维持了有罪判决。
乍看之下似乎没问题——违规添加药物，当然是错的。但法律上的“错”，和刑法意义上的“犯罪”，中间隔着一道不小的门槛。刑法第140条对此罪的规定非常明确：如果生产者明知产品掺杂掺假、以次充好，或用不合格产品冒充合格产品，且达到一定销售金额，才构成犯罪。问题在于，什么是“不合格产品”？认定标准到底是行业标准，还是国家标准？这个差别，往往决定了案件的性质。
在实际办案中，我见过不少企业负责人一开始就被认定“违反行业规范”，但深入分析后发现，行业规定并不等同于刑法所说的保障人身安全的标准。这一块的理解偏差，是很多人陷入刑事风险的根源。
在那起饲料案中，法院引用了《饲料和饲料添加剂管理条例》和农业部门的公告来说明行为违法性质，确实，这些规定被违反了，属于行政违法。但刑法的介入要求更高，必须涉及对法益的实质性侵害。换句话说，要看行为是否真正损害了人身安全、财产安全或产品质量秩序。
格列苯脲是一种人用降糖药，理论上不该出现在饲料中，但是否一定导致产品“伪劣”，还要看剂量、使用后的残留量、对人体的实际影响。如果没有明确证据证明加入该成分会造成危害，仅凭行政规定来定罪，就容易出现定性过度。司法解释和刑法精神都要求在认定时区分行政违法与刑事违法。
这类案件让我常常提醒企业负责人：法律的界限很细微。行为若仅违反行政规则，往往处理结果是罚款、责令改正；但一旦被认定“危及人身安全”，性质就完全不同，进入刑事领域。我们在辩护中最重要的一步，就是厘清这道界限。
我记得前年团队分析过一个类似案件，当时厂方被指使用非目录添加剂。看似“违规”，但经过鉴定，这种添加剂在安全剂量范围内，并未造成危害，也没有违反国家级安全标准。最终法院采纳了辩护意见，将案件定性调整为行政违法处理。
这个例子说明了一个关键点：刑法要求的是“实质危害”，而不是“形式违规”。在刑事判断中，必须有证据链证明产品确实危及安全，或明显不符合国家标准。犯罪的成立，不只是看行为，还要看后果和风险的可证性。
所以，当事人或企业面临类似调查时，第一步不能只是解释“我们没故意”，而应该由专业律师介入，审查检测报告、确定标准适用、评估风险边界。有时一个标准适用错误，就可能让案件从行政处理变成刑事立案。
说了这么多，归根到底，这类案件的难点在于“标准”和“证据”的错位。很多人误以为只要产品没出事就不会被追责，其实不然；也有人以为只要行业批准了就安全，也未必。刑法的标准更严格，它要看你是否违反保障健康、安全的规范。
在现实中，一个企业可能同时面临行业、行政、刑事三重规则。哪一条被触发，结果就完全不同。这也是很多企业负责人最常问我的问题：“我们到底是被罚，还是要坐牢？”要回答这个问题，就必须回到法条和证据层面分析，而不是凭常识判断。
刑事案件最怕的不是案情复杂，而是在不了解规则的情况下走错了第一步。从行政调查转成刑事立案，往往就在几天时间内发生。
很多企业或家属第一次来咨询，只是想弄清楚情况，这很正常。我的建议是，先把检测结果、标准依据、涉案产品类型整理出来，我们帮你判断当前风险在哪个层级。只要界限分清，后续处理方向就会明朗。
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看似简单，但实质上牵涉到标准、证据、危害三重要素。认定不当容易扩大刑事边界，也可能让企业在无意中陷入刑事风险。正确的做法，是在第一时间弄清楚法条适用与实际标准匹配。理解法律的尺度，比急于申辩更重要。
叶斌律师，刑事辩护律师，浙江允道律师事务所主任，创始合伙人，执业十八年以来，专注刑事辩护领域，带领团队办理刑事案件超2000件,成功帮助上千名当事人争取到取保候审、不起诉、缓刑及罪轻判决。在诈骗罪、非法经营罪、开设赌场罪及卖淫类犯罪，销假类犯罪，性侵类犯罪，毒品犯罪等各类刑事案件有极其丰富的办案经验。团队承诺专业服务、追求有效辩护，在杭州有良好的口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