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阅卷时，经常会遇到类似的案件：一位当事人在公司担任所谓的“城市经理”“分部总监”等职位，案发后被卷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侦查程序。很多家属来咨询时都会问：“既然老板已经被抓了，为什么员工还要负责？”
这类问题的根源就在于一个常被忽略的事实——头衔并不能决定刑事责任，关键要看当事人具体负责的工作内容。例如，有的当事人虽然职位名称听起来很高，但实际上只管理一个小组；而有的确实承担了资金募集、项目审批或客户管理等核心职能。这在法律上，性质完全不同。
在一个我经手的类似案件里，当事人名义上是整个城市的负责人，但经过核查发现，他只负责一个营业部下属的小组，且并非决策层。检察院在最初定性时，因未细分职责，将整个部门流水算入其名下，导致涉案金额被明显放大。这种情况，就需要律师在审查阶段通过业务划分、证据复核来厘清责任边界。
这也是我常说的话：职务只是一个标签，真正决定案件走向的，是“你做了什么”“你掌握了什么权力”。
在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件中，涉案金额的计算是一件非常敏感的事。金额高低，直接影响罪名定性和刑期长短。但我发现，很多案卷里的金额往往存在逻辑漏洞——尤其是审计环节不清晰、数据来源模糊等问题。
比如有的审计报告只有电子数据，却没有说明这些数据是如何提取、如何鉴定的；有的将全部投资流水计入涉案金额，却未扣除已经退还、重复投资（复投）或无效投资的部分，导致数字虚高。还有些情况下，当事人退的钱已经被记录在案，但计算总金额时仍未扣除。
从辩护角度来说，金额核算不清是影响案件结果的重要突破口。在取保候审阶段，若能通过重新核算违法所得，退还确切的盈利部分，有可能获得从轻甚至缓刑的空间。相反，如果不加区分地全盘接收警方或审计部门的数字，当事人可能会背上远超实际责任的金额。
所以，我常提醒当事人：要主动配合整理自己的资金记录，包括银行卡流水、资金往来明细、佣金收入等，这些往往是重建真实金额的关键材料。
这类案子中，另一个常被忽略的问题是“员工责任的限度”。当一家公司整体陷入非法集资时，并不是每个内部成员都构成共同犯罪。依照刑法关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规定，只有参与策划、组织或主要执行的人，才可能构成犯罪。
换句话说，普通销售岗位的员工，如果只是按照公司指令销售产品、并未主动作出虚假宣传或决策行为，一般不宜按同等责任处理。这里的关键在于：他是否知道项目违法、是否参与决策、是否直接控制资金流向。
有的案件中，检察机关在认定上采取“一并处理”的思路，把整个部门负责人到普通业务员都列为同案被告。但后期经过律师团队核查后，明确员工具体参与的范围，部分人员的指控得到了调整。这些都说明一点：刑事责任应当与行为相匹配，而不是与职位对应。
因此，在案件进入审查起诉阶段，律师需要重点核查的，就是这一点——谁在决策、谁在执行、谁在传达。把界限划清了，案件的危险程度自然就会降低。
对于已经被取保的当事人，此时正是核查事实、提交辩护意见的最佳时期。我的建议是：
第一，梳理财务数据。当事人应自行列出银行卡、微信转账、现金流入记录，初步形成自有资金统计表。
第二，要求补充审计材料。如果现有鉴定报告存在数据缺口，可向检察院申请重新审计或重新鉴定。
第三，厘清岗位职责。通过公司组织架构图、岗位说明书、同事证言等，证明其职责范围有限，从而区分与上级决策层的责任。
这些看似繁琐的步骤，往往决定一个案件是被动挨打，还是能主动争取有利局面。
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件通常牵涉面广、金额大，程序时间也长。对当事人和家属而言，最怕的不是案情复杂，而是被数字和职务吓住，放弃思考。事实上，许多看似无力的节点，只要方法对、逻辑清，就可能成为转机。
如果你正在面对类似情况，不确定目前阶段该先做什么，可以先把情况交代清楚，我们帮你理一理——哪些数字需要复核、哪些材料要补、哪些节点必须跟进。很多家属第一次来，只是为了弄清楚“现在这一步，最该做什么”。这很正常。
叶斌律师，刑事辩护律师，浙江允道律师事务所主任，创始合伙人。执业十八年以来，专注刑事辩护领域，带领团队办理刑事案件超2000件，成功帮助上千名当事人争取到取保候审、不起诉、缓刑及罪轻判决。在诈骗罪、非法经营罪、开设赌场罪及销假类犯罪、性侵类犯罪、毒品犯罪等案件领域有丰富办案经验。团队秉持专业服务、追求有效辩护的理念，在杭州法律界享有良好口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