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涉及境外电信诈骗的案件一直是刑事审判中最严厉的罪名之一。当事人一旦被指控参与所谓的“境外电站”诈骗组织，几乎不可能获得缓刑。但从去年开始，全国范围内的司法实践正在出现变化。某些地区，特别是外省部分城市，越来越多的类似案件中出现了缓刑的结果。
我注意到，这些被判缓刑的被告人往往有一个共同点——他们并不是主要负责人，而是公司最底层的执行人员。有人是负责维护聊天软件账号的所谓“养号员”，有人刚去了几个月就被遣返，还有人几乎没有任何业绩记录。这类情况在辨认责任时，司法机关往往会结合具体行为和在境外停留的时间综合判断，而不是“一刀切”。
说实话，第一次看到这样的判决时，我也有些意外，因为在过去几年中，这类案件几乎清一色是实刑。这种变化背后，其实反映了司法对从属、被动角色的重新审视。这对很多当事人而言，也意味着辩护空间正在慢慢变大。
境外电诈案件的量刑并不只看涉案金额。实践中，法官更关注几个关键因素：第一，是滞留境外的时间长短；第二，是个人在组织中的职责和主动性；第三，是是否存在实际业绩或获利；第四，是是否配合调查，是否属于被骗参与。
比如，有的当事人回国多年后才因为同案犯供述被追查，这种“二次追认”的案件里，证据常常比较模糊。很多人甚至已记不清自己参与的时长和具体收益。此时，辩护的重点就转向“证据能否形成闭环”。如果警方无法查证清楚业绩与获利金额，辩护方向通常会围绕“参与程度低”“没有核心作用”“没有主动获利”展开。
这也是我常提醒家属的一点：当事人被带回国时，最关键的不是恐慌，而是尽快安排律师会见，弄清楚他在组织中的位置——是业务员、客服，还是只是协助注册账号。角色的不同，量刑的天差地别。
在这类案件中，律师的第一步往往不是去争取结果，而是判断“有无查证障碍”。如果涉案已经是几年前的事情，相关证据早已难以核实，办案机关也很难通过口供确认实际数额。对于这种“查证困难”的案件，辩护策略通常会以“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为起点，逐步争取从轻甚至缓刑处理。
当然，并不是所有案件都能走到缓刑。若当事人在境外停留时间较久、业绩较大、且在组织内承担一定管理职责，缓刑就会非常困难。但即便如此，也仍有空间。例如，主动回国投案、积极退赃、认罪认罚，这些行为在量刑中具有明显减轻作用。
所以，当家属接到通知，得知亲人因境外诈骗被抓时，最稳妥的做法是马上了解案件阶段——是刚刑拘，还是已移送审查起诉。不同阶段，律师介入的重点不同，影响结果的可能性也不同。
从刑事拘留到审查起诉，整个过程的时间其实并不长。很多关键节点，如取保候审申请、认罪认罚谈判、证据核对，往往在家属意识到之前就结束了。刑事案件最怕的不是复杂，而是错过时机。
很多家属第一次找我，并不是为了立刻出结果，而只是想弄清楚：“到底严重不严重？”这很正常。先会面，先分析，再判断缓刑可能性，才是正确的顺序。别急，也别等。
如果你现在正面临类似境外电诈的指控，可以先把情况告诉我，我们一起看看，当下最该着手的是哪一步。
境外电诈案件的审查力度虽然仍然严格，但实践在变化。司法机关开始更细地区分角色和责任，这是好现象。缓刑的出现，不是宽纵，而是法律回归理性：谁该重罚谁该轻判，必须有证据、有依据。
对家属而言，希望的意义不在于幻想结果，而在于清楚路径。只要认清当事人在案件中的真实位置，很多事情就有了方向。
叶斌律师，刑事辩护律师，浙江允道律师事务所主任，创始合伙人，执业十八年以来，专注刑事辩护领域，带领团队办理刑事案件超2000件,成功帮助上千名当事人争取到取保候审、不起诉、缓刑及罪轻判决。在诈骗罪、非法经营罪、开设赌场罪及卖淫类犯罪，销假类犯罪，性侵类犯罪，毒品犯罪等各类刑事案件有极其丰富的办案经验。团队承诺专业服务、追求有效辩护，在杭州有良好的口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