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时候，一家公司出了事，里面的人被带走，家属最担心的就是“是不是一锅端”。尤其是一些刚参加工作不久的年轻人，他们觉得自己只是个执行者，却可能面临和老板同样的指控。这种担心，并非空穴来风。
前段时间，我们接触了这样一个案子。老板开办了一个看似正常的体彩店，但实际上并没有取得相应资质，而是通过一个竞彩模拟器出假票，接受彩民的投注。案发后，该行为被定性为非法经营罪。我们的当事人张先生，是公司一个部门的普通销售，他一直认为自己卖的是正规彩票，对后台的这些操作毫不知情。但在案发初期，他同样被作为重要嫌疑人刑事拘留了。
在很多人的观念里，一个刑事案件中的角色划分，就像公司里的职位一样，老板、股东是主犯，员工是从犯。办案机关在初期也常常会循着这个思路去侦查，比如，他们会试图证明张先生是公司的“股东”，以此来坐实他的主犯地位。
但这其实是一个辩护中的常见误区。刑事案件中的“犯罪团伙”和一家正规的公司，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在公司里，股权比例、出资金额决定了话语权和责任。但在一个犯罪团伙里，核心看的是一个人在具体的犯罪行为中，到底扮演了什么角色，起到了多大的作用。
我记得之前办过的一个诈骗类案件，当事人李总也出了不少钱，初期也被认定是主犯。但我们经过阅卷发现，他虽然有出资，但在整个骗局的策划、组织、指挥环节中，几乎没有参与。他更像一个“财务投资人”，而不是“业务操盘手”。最后，我们成功说服办案机关，不能仅仅因为他有出资行为，就简单地将他认定为主犯。这个逻辑，在张先生的非法经营案中，同样适用。
那么，在司法实践中，区分主犯和从犯，到底看的是什么呢？不是看名片上的头衔，也不是看劳动合同里的岗位，而是看几件更实在的事情。
通常来说，我们会从这几个方面来综合判断：第一，这个犯罪的想法是谁最先提出来的？第二，在整个犯罪链条里，每个人具体的分工、地位和作用是什么？比如，谁负责策划，谁负责技术，谁负责拉人，谁又只是负责一些基础的执行工作。第三，每个人的活跃程度和参与时间的长短。有的人从头到尾都深度参与，有的人可能只是在某个阶段、某个环节参与了一下。
把这几点放在张先生的案子上，辩护思路就很清晰了。他既不是犯意的提起者，也不了解整个业务的违法实质，更没有参与核心的模拟器运营和资金管理。他的工作，仅仅是销售。把这些事实一一厘清，用证据固定下来，就能有力地证明他仅仅是从犯，甚至可能不构成犯罪。
刑事辩护中最难的一件事，就是证明一个人的“主观状态”。要向办案机关证明“我不知道”，往往比证明“我做了什么”要困难得多。尤其是在初期笔录没有明确固定的情况下，辩护会更加被动。
这种时候，除了坚持无罪或罪轻的辩护，我们也要有第二套方案。那就是，退一步看，当事人的行为，是否有可能构成一个更轻的罪名？
比如在张先生这个案子里，即便很难完全撇清他对于“卖假票”的认知，但他的行为更多是利用信息网络进行销售。那么，有没有可能从非法经营罪这个重罪，往“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罪”这个相对较轻的罪名去辩护？这就像在一条崎岖的山路上，如果此路不通，是不是旁边还有一条相对平坦的小路可以走。这需要律师对不同罪名的构成要件有精准的把握，为当事人寻找一切可能有利的出路。
刑事案件中，身份的认定往往发生在早期。从被带走到批捕，时间窗口很紧张。如果错过了这个阶段，后面再想改变定性，难度会大很多。如果你或家人正面临类似困境，不确定自己处于什么位置，可以先找我聊聊，我帮你分析一下，在当前的节点上，最关键的辩护方向是什么。
在复杂的经济犯罪案件里，每一个身处其中的人，角色和责任都不同。法律不会简单地将所有人“一刀切”。关键在于，能否通过扎实的证据和清晰的论证，把当事人的真实角色呈现给办案机关。这需要专业，也需要耐心。每一个案件都有它自己的突破口，关键是找到它。
叶斌律师，刑事辩护律师，浙江允道律师事务所主任，创始合伙人，执业十八年以来，专注刑事辩护领域，带领团队办理刑事案件超2000件,成功帮助上千名当事人争取到取保候审、不起诉、缓刑及罪轻判决。在诈骗罪、非法经营罪、开设赌场罪及卖淫类犯罪，销假类犯罪，性侵类犯罪，毒品犯罪等各类刑事案件有极其丰富的办案经验。团队承诺专业服务、追求有效辩护，在杭州有良好的口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