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阵子，团队连续接了好几起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案件。东西五花八门——有卖大型农机的，有做手机壳的，还有经营外卖箱的。每个当事人进来问的问题不太一样，但有一个困惑特别集中：法律不是改了吗？不是应该按违法所得来定罪吗，怎么现在还是按销售金额算？
这个问题问得好，也说明大家对法律修订都挺关注。但关注和准确理解，中间还隔着一层窗户纸。
坦白讲，法律条文的变化确实容易让人产生这种期待。《刑法修正案（十一）》对侵犯知识产权犯罪的条款做了调整，方向之一就是把违法所得额摆到了更重要的位置。从立法精神上看，这当然是个进步——罚得更准，而不是罚得更重。
但问题出在衔接上。立法往前走了一步，配套的司法解释却没有及时跟上。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出台相应规定，明确违法所得额的具体认定标准，以及不同违法所得对应什么样的量刑档次。一个罪名要落地，光有刑法条文不够，还需要司法解释把它具体化、可操作化。缺少这一步，办案机关在实务中还是只能用原来的那套工具。
这就解释了为什么你看到的案件——不管是大型拖拉机还是几块钱的手机壳——办案机关依然倾向于以销售金额作为量刑的主要依据。这不是谁在为难你，是整个制度需要一个缓冲期。违法所得额在这个阶段的作用，更多体现在影响最终罚金数额上，而不是直接决定定罪量刑的档位。
我经常和当事人说，法律实践有时候像修路，规划图纸改了，但新路面还没铺好，车还是得走旧路。知道这一点，至少不会因为误解规则而做出错误判断。
销售金额这个事，还有一个很多做电商的当事人容易忽略的节点，而这恰恰是最需要主动应对的地方。
我们在办电商类销假案件时，几乎每次都会碰到刷单的问题。店铺后台显示的交易额，和真实成交额之间，往往有不小的差距。但办案机关在前期核算销售金额时，通常直接拉取平台数据。如果你不吭声，那个数字就会成为认定的基础。
问题就出在，很多人以为只要在讯问时说一句“这里面有刷单”就够了。其实远远不够。办案机关需要的是可以核实的证据，不是一句解释。如果你能提供刷单明细、资金回流记录、第三方平台任务截图等等，办案人员才有依据帮你把那部分虚假交易剔除出去。但如果只是口头提到，没有任何材料支撑，到最后那个数字大概率还是完整地写进起诉意见书里。
我说一个真实的教训。去年有个案子，当事人从侦查阶段就一直强调自己刷了大量单，但始终没有拿出过硬的证据。等到审查起诉阶段我们介入，再回头去梳理平台数据时，很多记录已经无法完整恢复了。最后销售金额的认定比他实际成交额高出一截，量刑建议自然也水涨船高。这个案子让我印象很深，因为它说明一件事：销假案件里的电子数据，时间窗口比你想象的要窄。
所以如果有刷单情况，应该在案件初期就开始整理、固定，通过律师或直接提交给办案机关。越早提交，被采纳的可能性越大。拖到后面再去补，数据灭失了，谁也帮不上忙。
刑事案子最让人焦虑的，不是事情的严重程度本身，而是你不知道规则是什么，不知道下一步会发生什么。销假类案件尤其如此，因为涉及经营行为、网络数据、法律修订的衔接，中间有很多容易误判的地方。
从这些年的经验来看，这类案件有几个结果变量是可以提前争取的：销售金额能不能合理压缩，违法所得的计算角度是否对当事人有利，以及在整个程序中有没有及时采取正确的应对动作。这些变量，靠的不是运气，是对规则的理解和执行的时机。
很多当事人家属第一次来，只是想弄清楚情况。这很正常。如果你现在还不确定销售金额的认定有没有问题，或者不知道当前阶段最该做什么，可以先把情况告诉我，我帮你理一理。刑事案件里，有时候一个正确的决定在错误的时间做出，效果就大打折扣了。
叶斌律师，刑事辩护律师，浙江允道律师事务所主任，创始合伙人，执业十八年以来，专注刑事辩护领域，带领团队办理刑事案件超2000件，成功帮助上千名当事人争取到取保候审、不起诉、缓刑及罪轻判决。在诈骗罪、非法经营罪、开设赌场罪及卖淫类犯罪，销假类犯罪，性侵类犯罪，毒品犯罪等各类刑事案件有极其丰富的办案经验。团队承诺专业服务、追求有效辩护，在杭州有良好的口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