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业十几年，经手了不少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这类案件，我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很多当事人，其实都是很有商业头脑的人。他们懂得市场，也懂得人性，甚至对产品本身有自己的一套理解。可惜，这份聪明用错了地方。
前几天，在看守所会见了一位王总，就是个很典型的例子。他做的“精品假酒”，据说口感和品质都相当稳定，很受一些圈子的欢迎，甚至经常被用在商务接待上。因为品质做得好，成本自然也不低，售价也要近千元。他的事业，如果放在正道上，想必也能大有可为。
现在他被刑事拘留了，家属找到我的时候，脸上写满了焦虑，反复问我一个问题：“叶律师，我们现在能不能想办法取保候审？”
在家属看来，这类案件既然侵犯了品牌方的权益，那最直接的解决办法就是赔钱，拿到一份谅解书。这个想法很朴素，也很正常。但在王总这个案子里，我明确建议他们，现在还不是谈谅解的最佳时机。
为什么？原因有两点。
第一，主动权不在我们手里。案子刚发生，家属心急如焚，而品牌方往往有专门的法务团队处理这类事，他们很清楚我们的软肋。这时候我们急匆匆地找上门去，就像一个没有底牌的赌徒坐上谈判桌，对方开出的价码很可能是我们难以承受的。对方甚至可能根本不愿意谈，只想通过这个案子“杀鸡儆猴”。
第二，也是最关键的一点，是存在“人财两空”的风险。王总的案子流水金额相当可观，而且侦查机关初步认定他是“主犯”，因为包材、空瓶和灌装工人都是他找的，客户也都直接对他负责。这意味着，即便家属东拼西凑，花费巨额资金拿到了谅解书，也未必能保证当事人一定能取保候审，或者最终一定能判缓刑。如果最终结果不理想，那这笔钱就相当于打了水漂，人没出来，钱也没了。
那么，现阶段我们应该做什么？我的建议是，先别急着想“要赔多少钱”，而是要先和律师一起，把“到底认定了多少钱”这件事弄清楚。这里的核心，就是“违法所得”的计算。
在和王总的沟通中，我了解到他本身也是这个品牌白酒的区域总代理，有合法的销售渠道和业务。这就意味着，他账上的流水，并不全是销售假酒的非法收入，有相当一部分是合法经营所得。如果我们能把这部分合法收入从总流水中精确地剥离出来，那么被认定的犯罪金额就可能大幅降低。
这就像一本混杂的账本，外人一看，以为全是“黑账”。而律师的工作，就是戴上“会计师”的眼镜，一笔一笔地去核对，把合法的收入摘出来，把非法的成本算清楚，最终得出一个相对准确的、能被法律认可的“违法所得”数额。这个工作非常繁琐，需要细致地审查所有银行流水、交易记录，但这一步至关重要，它直接决定了案件的走向。
当我们将“违法所得”的数额理清楚，并准备好相应的证据后，整个案件的局面就可能发生变化。我们手里就有了和检察官沟通的底气和筹码。
我们可以明确地向办案机关指出，哪些收入是合法的，不应计入犯罪金额。当犯罪金额这个核心数字发生变化后，量刑的起点自然也就变了。这不仅为取保候审创造了更大的可能性，也为后续争取缓刑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这时候再回过头去看“谅解书”的问题，我们的处境就大不一样了。一方面，因为认定的犯罪金额降低了，我们在和品牌方谈判时，心理预期和对方的要价都会更加理性；另一方面，一个更低的犯罪数额，也能让谅解书发挥出它应有的、真正的价值。刑事辩护就像下棋，不能只盯着眼前的一步，要预判后面几步的走法。在错误的时间做“对”的事，有时候比做错事更麻烦。
销假类案件，从立案侦查到审查起诉，环环相扣。很多家属在最初的慌乱中，容易凭着“赔钱了事”的朴素想法，错过了梳理案件事实的关键时期。如果你也遇到了类似的情况，不确定第一步该怎么走，可以先把情况告诉我，我帮你分析一下，当前最应该做的是什么，而不是最着急做的是什么。
说到底，法律是一门精细的学问，不是简单的“花钱就能解决问题”。每一起案件，都有它自身的特点和突破口。作为律师，我们的责任就是找到那个最关键的节点，用专业和冷静，帮助当事人和家属在迷雾中找到一条最稳妥的路。这远比蒙着头往前冲，要重要得多。
叶斌律师，刑事辩护律师，浙江允道律师事务所主任，创始合伙人，执业十八年以来，专注刑事辩护领域，带领团队办理刑事案件超2000件,成功帮助上千名当事人争取到取保候审、不起诉、缓刑及罪轻判决。在诈骗罪、非法经营罪、开设赌场罪及卖淫类犯罪，销假类犯罪，性侵类犯罪，毒品犯罪等各类刑事案件有极其丰富的办案经验。团队承诺专业服务、追求有效辩护，在杭州有良好的口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