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一个发生在外省某市的“AB贷”案件判决，引起了不少讨论。案情不复杂，一位张先生，为了经营自己的生意，通过贷款中介，用朋友王某的名义办了一笔贷款。最终，张先生因诈骗罪被判处十一年有期徒刑。这个结果让很多人感到沉重。我旁听了这起案件的庭审，坦白说，这个案子背后反映出的问题，值得我们每一个从事法律工作，或者正身处债务困境的朋友深思。
诈骗罪的核心，是虚构事实、隐瞒真相。如果缺少这个前提，罪名就很难成立。在这起案件里，张先生无疑是虚构了事实。他利用了朋友王某的身份去获取贷款，这就意味着，在银行看来，借款人是王某，审核的也是王某的资质和信用。而实际用款人张先生，他自身的债务情况和还款能力，被完全隐藏了。
庭审中，法官提到了一个词：“推波助澜”。这指的是贷款中介在其中的作用。很多人会问，中介明明知道整个操作流程，为什么最后只把实际用款人张先生作为被告，而中介却成了证人？这是因为，从法律上看，是张先生主动发起了这个借贷需求，并且最终获得了款项。中介的行为虽然不合规，但在刑事层面，司法机关更关注的是谁是虚构事实的最终受益者。法官在判决中也提到，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中介构成了合同诈骗。这就形成了一个困局：一个可能并不完全了解法律后果的普通人，在不法中介的引导下，踏入了刑事犯罪的雷区。
这是整个案件辩护中最核心，也是最容易被忽视的一点。诈骗罪在主观上要求行为人具有“非法占有为目的”。这个“目的”产生的时间点，必须是在拿到钱的时候，甚至是在此之前，而不是在事后。换句话说，一个人在借钱的时候就打定了主意不还，这才是诈骗。如果他当时是真想还钱，只是后来生意失败或者其他原因导致还不上了，那更多属于民事债务纠纷。
回到张先生的案子。他拿到那笔数十万的贷款后，并没有挥霍，而是马上用其中一部分偿还了之前的其他个人借款。这种“拆东墙补西墙”的行为，在很多债务人身上都看得到。此外，他在案发前，其实已经连续还了六个月的贷款。这些行为恰恰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他在借款时，主观上是有还款意愿的。他从那个大城市跑到浙江来打工，开货车一个月只赚几千元，是在逃避吗？还是在用自己仅有的能力尝试解决问题？这是一个值得深究的内心活动。
司法实践中，这种主观意图是可以通过客观行为来“推定”的。但这种推定，需要非常严谨的证据链。比如，当事人有没有还款能力？张先生在那个大城市有两处房产，虽然其中一套也做了抵押，但并非完全没有资产。缺乏借款资质，不等于完全没有还款能力。这一点，本该是辩护的重点，但在庭审中，似乎没有被充分展开。
我注意到一个细节，张先生在庭审的最后阶段，选择了认罪认罚。当法官问他是否理解认罪认罚的后果时，我能感觉到他的状态已经接近崩溃，回答得有些模糊。这让我感到很惋惜。很多当事人在看守所里被长期羁押，与外界隔绝，心理和精神上承受的压力是常人难以想象的。
在这种状态下，当事人很容易把检察机关提出的“认罪认罚可以从宽”当成唯一的救命稻草，而放弃了为自己进行无罪或罪轻辩护的机会。但“从宽”不等于“大事化小”。当检察院的量刑建议本身就很高时，比如这个案子，即便认罪认罚，最终的刑期也可能非常重。如果当初张先生不认罪认罚，坚持就“非法占有为目的”这一点进行辩护，结果会不会不同？我们无法假设，但至少，他本该有更多争取的机会。
刑事案件最怕的不是案情复杂，而是在不了解规则的情况下走错了第一步。如果你或你的家人正面临相似的困境，心里没底，可以先把情况告诉我，我帮你分析一下，当前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哪些权利是可以主张的。
这个案件作为国内首例对“AB贷”中的A方判刑的案例，无疑敲响了警钟。法律是一门实践的学科，它不只在法条里，更在每一个活生生的人身上。作为一名执业多年的刑事律师，我始终认为，辩护的意义，不仅仅是为某个人说话，更是为了确保每一个可能影响判决的细节，都能被法庭认真地审视和对待。
叶斌律师，刑事辩护律师，浙江允道律师事务所主任，创始合伙人，执业十八年以来，专注刑事辩护领域，带领团队办理刑事案件超2000件,成功帮助上千名当事人争取到取保候审、不起诉、缓刑及罪轻判决。在诈骗罪、非法经营罪、开设赌场罪及卖淫类犯罪，销假类犯罪，性侵类犯罪，毒品犯罪等各类刑事案件有极其丰富的办案经验。团队承诺专业服务、追求有效辩护，在杭州有良好的口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