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家属找到我的时候，第一句话往往是：“叶律师，人已经从东南亚某国回来了，我们以为就没事了，怎么还会被抓？”甚至有些家属花了一笔不小的数目，通过各种渠道把亲人“赎”回来，以为可以就此万事大吉。但在我们办案律师看来，这往往只是案件的开始，而不是结束。
这几年，我们团队处理了大量从境外被遣返的电信网络诈骗案件，涉及的国家和地区很广。我发现一个普遍的现象：大部分被遣返回国的人员，其实只是诈骗集团里最底层的“马仔”，别说挣钱了，很多人甚至还要家里倒贴钱才能脱身。他们觉得委屈，认为自己也是受害者。但法律的逻辑，和普通人的情感认知，并不总在一条线上。
这是家属最常问我的问题，也是最大的认知误区。在司法实践中，并不是简单地用“好人”或“坏人”来区分。一个人在境外的“园区”里到底扮演了什么角色，直接决定了他回国后将面临怎样的处境。通常有这么几种情况。
第一种，是确实与诈骗行为无关的。我记得办过一个案子，当事人王女士就是在园区的内部超市卖东西的，她只负责给园区里的人销售一些日用品。虽然她身在诈骗窝点，但她的工作内容本身，和诈骗犯罪没有直接的关联。经过我们细致的辩护，最终司法机关采纳了我们的意见，认为她的行为不构成犯罪。
第二种，是本身也是受害者的。这种情况非常普遍，很多人当初是被“高薪招聘”的谎言骗出国的，一落地就被没收了护照，限制了人身自由。为了保命，或者免受殴打，被迫参与诈骗活动。如果你或者你的家人属于这种情况，那么收集证据就至关重要。比如，身上有没有受伤的照片？有没有偷偷向家人或朋友求救的聊天记录？这些都是证明自己被胁迫的关键。如果证据扎实，证明你是在生命安全受到威胁的情况下不得已而为之，那么争取不作为犯罪处理的可能性就很大。
但还有第三种情况，性质就完全不同了。有些人从一开始就是抱着“捞偏门”的心态出国的，主动投身于这个黑色产业。在里面工作了一年多，业绩不错，还晋升成了组长、经理。对于这种情况，就没有任何可以托词的余地了。一旦被抓获归案，必然要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
境外诈骗案的一大侦办难点，确实是犯罪金额的认定。一个诈骗窝点，面对的可能是全国甚至全球的受害人，要把其中一笔数十万的款项，精确无误地对应到某个具体的“业务员”头上，证据要求是非常高的。办案机关需要通过各种技术手段，比如卫星图片、园区内的消费记录等，来锁定每一个人的身份和活动轨迹。
但是，很多人和家属都忽略了一个关键的法律规定。根据相关的司法解释，即便诈骗金额因为证据原因难以逐一查证，或者没有达到“数额较大”（通常是几千元）的标准，只要行为人在诈骗窝点内累计停留时间超过三十天，同样可以构成诈骗罪。这个规定，堵住了很多试图以“我没骗到钱”或“我业绩不好”为由脱罪的口子。
这也就导致了一种在量刑上很特殊的现象。如果证据链确实无法将某一笔十几万的诈骗款项完全归咎于当事人，那么司法机关可能会依据他在园区工作的时间长短来作为量刑的重要参考。比如，按工作三个月来认定犯罪情节，而不是按一笔难以完全证实的巨款。这对当事人来说，某种程度上反而是相对“有利”的结果。但这个“有利”，不是凭空产生的，它需要辩护律师在详细审阅了全部案卷材料后，对证据链的薄弱环节提出有理有据的专业意见，才有可能争取到。
我经常跟家属说，很多当事人被抓后，面对讯问，脑子一片空白。办案机关问什么就答什么，甚至在不清楚法律后果的情况下，把所有责任都揽下来，觉得这样能有个好态度。结果就像“吃大锅饭”一样，园区里所有人的业绩都可能算到他头上。他觉得冤，但又说不清冤在哪里。其实，问题就出在对法律程序的无知和对证据认定的忽视上。
刑事案件最怕的不是案情复杂，而是在不了解规则的情况下走错了第一步。如果你或你的家人正面临类似的困境，还不确定情况的严重性，可以先把情况告诉我，我帮你看看，当前最重要的是什么，哪些对自己有利的证据需要立刻开始着手准备。
每个从境外回国的人员，情况都不尽相同。是真正的受害者，是被胁迫的从犯，还是主动的参与者，法律会有清晰的界定和评价。关键在于，能否找到支持自己说法的证据，能否在法律程序中有效地把这些证据呈现出来。这个过程，就像在一团乱麻中理出头绪，需要专业、冷静和耐心。从一开始就认命，或者因为恐慌而放弃，那可能就真的留下无法挽回的遗憾了。
叶斌律师，刑事辩护律师，浙江允道律师事务所主任，创始合伙人，执业十八年以来，专注刑事辩护领域，带领团队办理刑事案件超2000件,成功帮助上千名当事人争取到取保候审、不起诉、缓刑及罪轻判决。在诈骗罪、非法经营罪、开设赌场罪及卖淫类犯罪，销假类犯罪，性侵类犯罪，毒品犯罪等各类刑事案件有极其丰富的办案经验。团队承诺专业服务、追求有效辩护，在杭州有良好的口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