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一份当事人的笔录里写着：“我只是想帮他求个心安，怎么就变成诈骗了？”这句话让我沉思了很久。在杭州执业十八年，我经常遇到这类涉及民间习俗或信仰的案件，很多当事人及其家属由于对法律边界一知半解，往往在面对指控时显得束手无策。
其实，法律并不是冷冰冰的教条，它有着严密的逻辑和评判标准。在司法实务中，民间的算命、祈福或风水咨询收费行为，并不简单等同于诈骗。今天，我想结合多年的办案经验，和大家聊聊在这类案件中，如何通过法律细节去争取一个公正的结果。
在刑事案件中，认定诈骗罪的首要前提是当事人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说白了，就是你是不是存心想把别人的钱揣进自己兜里挥霍掉。
我曾关注过这样一个案子，当事人李某本身是一名拥有稳定职业的教师，在多家机构任职，名下有房有车，经济条件相当不错。从常理推断，一个生活优渥、有正当职业的人，很难想象会为了区区几千元去铤而走险实施诈骗。
在辩护思路中，我们会重点关注经济能力与资金去向这两个核心。如果当事人能够提供工资证明、营业执照、房产证明以及银行流水，证明自己收入稳定、没有外债压力，那么诈骗的动机就会大打折扣。更关键的是，如果收取的费用转交给了实际执行仪式的师傅，或者用于购买必要的法事材料，当事人自己并未截留、挥霍或转移，那么“非法占有”的指控就很难站得住脚。
很多人问我，叶律师，什么样的情况才会被法官认定为“虚构事实、隐瞒真相”？根据司法实践，通常只有在特定情形下，欺诈行为才会成立。
首先是身份的真实性。如果你是真实的从业者，没有冒充国家工作人员、高僧或者所谓的“神仙下凡”，那么在身份上就没有欺骗。其次是承诺的内容。如果当事人从未承诺过“包治百病”、“百分百转运”或者“消灾解难一定灵验”，而只是将其定义为一种美好的祝愿，强调“心诚则灵”和“图个心安”，那么这就属于民间信仰的范畴，而非法律意义上的虚构能力。
我经常提醒相关从业者，履行合同的证据至关重要。如果约定的仪式确实履行了，并且有视频、照片记录并发送给对方，证明自己“收钱办事”，没有收钱后拉黑跑路，那么这在客观上就是一种履约行为。在这种情况下，辩护的方向应当聚焦于行为的真实性，而非欺诈性。
诈骗罪的成立，需要被害人因为受骗而产生错误认知，并基于这个错误认知处分财产。但在这类案件中，因果关系往往是断裂的。
很多时候，是对方主动寻找、主动问价、主动要求做法事。如果聊天记录显示，对方明知这是一种迷信活动或民间习俗，依然自愿花钱买个心理慰藉，这在法律上更倾向于一种“自甘风险”的行为。就像我们在生活中买一份昂贵的艺术品，或者为了某种情怀买单一样，这属于自愿处分财产，而不是因为被“蒙蔽”了双眼。
此外，刑法具有谦抑性，它是社会治理的最后一道防线。对于一些涉及金额较小、当事人系初犯且已经全额退赃、取得对方谅解的案件，如果社会危害性极小，完全可以通过民事调解或行政教育来处理。我们在分析此类案件时，会参考全国各地的无罪判例。很多法院和检察院都曾作出过类似的认定：只要身份真实、收费后履约、没有挥霍资金，就不应动用刑法来贴上“犯罪”的标签。
刑事案件最怕的不是案情复杂，而是在不了解规则的情况下走错了第一步。如果你现在还不确定该怎么办，可以先把情况告诉我，我帮你看看，当前最重要的是什么。从刑事拘留到审查起诉，时间并不宽裕，很多影响结果的节点，往往在当事人意识到之前就已经过去了。
面对困境，理性的分析和证据的还原，永远比无谓的焦虑更有力量。法律保护民间的信仰自由，也保护每一位公民的合法权益，关键在于我们如何用证据和逻辑去证明事实的真相。
叶斌律师，刑事辩护律师，浙江允道律师事务所主任，创始合伙人，执业十八年以来，专注刑事辩护领域，带领团队办理刑事案件超2000件,成功帮助上千名当事人争取到取保候审、不起诉、缓刑及罪轻判决。在诈骗罪、非法经营罪、开设赌场罪及卖淫类犯罪，销假类犯罪，性侵类犯罪，毒品犯罪等各类刑事案件有极其丰富的办案经验。团队承诺专业服务、追求有效辩护，在杭州有良好的口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