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我们团队在处理几起从境外回流的电信诈骗案件时，发现了一个很值得注意的变化。尤其是在外省某个城市，这类案件的不批捕率和缓刑率，比我们过去办案的经验要高出不少。这对于很多忧心忡忡的家属来说，无疑是一个需要了解的新信号。以往，只要打上“境外回流”的标签，当事人回国后基本都会被批准逮捕，后续处理也相当严格。但现在，情况似乎正在起变化。
我经常跟当事人家属打一个比方，一个大型诈骗团伙就像一个巨大的工厂，里面有高层管理，有车间主管，也有一线的流水线工人。过去，可能只要是在这个工厂里待过，都会被认定为“有罪”。但现在，办案机关，尤其是检察院，会更细致地去甄别：你到底在这个工厂里扮演什么角色？是不是仅仅处在最底层的“流水线”上，每天只是按照固定的话术去打电话、聊天？说白了，就是看你有没有管理职能。如果你在所谓的“园区”里当上了小组长、主管，哪怕只管几个人，性质就完全不同了，想争取缓刑基本上就不太可能。反之，如果你只是一个普通业务员，没有管理权限，也没有参与核心的诈骗环节，这就为我们争取不予批捕或者缓刑留下了第一个，也是最重要的空间。
很多家属都会问，叶律师，他在境外待了快一年了，是不是就没希望了？停留时间长短，确实是一个重要的考量因素。一般来说，时间越长，意味着参与程度可能越深，判罚自然会更重。但根据我们今年接触的案件来看，检察官开始越来越关注另一个情节：当事人是怎么离开那个地方的。他是按部就班地“工作”完，正常离开的？还是想方设法逃离，甚至是通过一些强制手段被转移到其他地方后才找到机会回国的？这两种情况，反映出的主观意愿是截然不同的。一个主动逃离的人，至少能说明他有脱离犯罪团伙的主观意愿和积极行为。如果能在案卷中体现出这一点，再结合他在境外停留时间不算太长（比如未超过半年），并且确实没有分到多少钱，那争取缓刑的把握就会大很多。
境外电信诈骗案件，取证难是一个普遍存在的问题。很多时候，办案机关能掌握的，可能就是当事人的出入境记录、一些简单的转账流水，以及同案犯的指证。但具体到某一个底层业务员，他究竟是主动还是被迫参与？他名下的资金流水，有多少是自己的非法所得，有多少只是过路的“工具”？这些细节，如果当事人自己说不清楚，证据上又无法完全印证，就可能形成“事实不清、证据存疑”的局面。这种时候，辩护律师的工作就尤为关键。我们需要仔细梳理当事人在境外的所有经历，从中找出能够证明其被动性、胁迫性的线索。比如，他有没有向家人求助过？有没有尝试过逃跑？这些细节平时看着不起眼，但在法庭上，都可能成为说服法官的重要依据。当一个人的参与度、主观恶性和实际获利都存在疑问时，根据疑罪从无的原则，司法机关在处理上自然会更加审慎。
说了这么多，其实是想告诉那些正为此事焦虑的家属，情况并非没有转机。但这些有利情节，不会自动浮出水面。当事人回国后的第一次笔录怎么说，家属如何与办案机关沟通，哪些证据需要提前准备，每一步都影响着最终的结果。这类案件从拘留到批捕，时间窗口很紧，错过了关键节点，后面再想补救就难了。
我理解家属们听到‘境外’、‘电诈’这两个词时的心情，但恐慌和放弃解决不了问题。法律是严厉的，但它也追求罚当其罪。看清案件中的每一个细节，找到那些能够证明当事人主观恶性小、社会危害性低的情节，才是我们作为辩护律师真正要做的事。每一个看似微小的细节，都可能成为影响案件走向的关键。
叶斌律师，刑事辩护律师，浙江允道律师事务所主任，创始合伙人，执业十八年以来，专注刑事辩护领域，带领团队办理刑事案件超2000件,成功帮助上千名当事人争取到取保候审、不起诉、缓刑及罪轻判决。在诈骗罪、非法经营罪、开设赌场罪及卖淫类犯罪，销假类犯罪，性侵类犯罪，毒品犯罪等各类刑事案件有极其丰富的办案经验。团队承诺专业服务、追求有效辩护，在杭州有良好的口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