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个月,我在法院看完同步录音录像,脑子里反复浮现一个画面。一份份笔录里,当事人在不同时间、面对不同问题时,做出的回答居然像复制粘贴一样,连标点符号、错别字都一模一样。
这让我想了很多。或许,很多人对同步录音录像的认知还停留在“走个过场”上,但这次经历让我确信——它可能是撬动整起案件最关键的支点。
很多当事人和家属会问,同步录音录像有什么好看的?又不是现场直播,看和不看,能有多大区别?
这个认知,其实是最大的误区。
我处理过一个二审案件,家属下定决心找我们之前,已经换过一次律师了。我清楚二审改判的机会只有一次,每一步都像走钢丝。
接手后,我做出的第一个决定,就是去看同步录音录像。
坦白讲,这个过程就像开盲盒。你投入大量时间、精力,最终可能什么也发现不了;但也可能,你会在里面找到“颠覆性的线索”。
当时我们团队里一位经验丰富的同事,按惯例先看了一遍文字笔录,没发现问题。
但我还是坚持,必须看录像。
为什么?因为文字笔录是经过“转写”的。审讯人员的提问、语气、态度,当事人回答时的犹豫、被迫、甚至是诱导性的暗示,这些都无法完整呈现在纸面上。录像才是第一手真相。
刚看到的几份笔录,内容上确实没什么毛病,逻辑顺畅,事实清楚。
但当我开始一秒一秒地拖拽进度条,把录像和笔录逐行比对时,一个奇怪的细节引起了我的注意:
几份不同时间、不同地点形成的笔录,对当事人某一句话的描述,包括一个非常口语化的用词(比如一个语气词),居然完全一致。甚至连一个错别字的位置都一模一样。
我和团队同事都愣住了。这怎么可能?一个正常人,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环境,不可能用完全一样的字眼、甚至一模一样的错别字来回答完全不同的问题。
唯一的解释,就是这些笔录,是后来“整理”出来的,甚至直接复制粘贴了部分内容。
我们迅速做了一个表格,将几份笔录中完全重合的句子一一标注,呈现在法官面前。我问法官:这种情况,您觉得是怎么形成的?
面对这个问题,法官沉默了。他后来也承认,确实不合理。
在这个案子里,我们还注意到一个办案人员常见的操作,我们内部称之为“右拱”——就是通过反复提问、语气施压、甚至隐约的承诺,一步一步把当事人引向一个预设好的回答方向。当事人在录像里虽然没有明确承认,但每一句回答都像是被推着走,完全偏离了自愿供述的底线。
说到这里,你可能会问:既然录像是假的,为什么不直接去质疑?
答案是,你必须有铁证。
不是光靠感觉说“我觉得不对”,而是要用证据证明“这里确实错了”。
为了拿到这个证据,我们用了最笨的办法——一秒一秒地拖拽录像进度条。没有三倍速,没有五倍速,全靠工程师一样的耐心,逐帧比对。
一个案子,我们团队投入了六七位律师。光是把所有录像看完、做比对、做表格,工作时间就超过了处理三到五个普通案子的工作量。
很多人不理解:为什么非要这么做?写一份漂亮的辩护词,在法庭上慷慨陈词几句,不也能完成任务吗?
我见过太多律师把“走流程”当成工作。但我坚信,从事刑事辩护工作,必须要有一个信念。如果我不相信这个人是冤枉的,不相信这个案子有冤情,那我不会去做;如果我仅仅是走马观花、草草了事,那我更不会去做。
我们把这些证据交给法官后,法官审阅完,也明确表示必须全面核实。
说实话,熬了多少个夜晚,写了多少万字的材料,已经数不清了。但我知道,每一分钟的付出,每一次逐帧的比对,都是在为当事人的自由多争取一步。
这个案子到现在还没结果,但我坚信充满希望。因为真相,已经被我们一步步挖出来了。
刑事案件最怕的不是案情复杂,而是在不了解规则的情况下走错了第一步。如果你现在还不确定该怎么办,可以先把情况告诉我,我帮你看看,当前最重要的是什么。
叶斌律师,刑事辩护律师,浙江允道律师事务所主任,创始合伙人,执业十八年以来,专注刑事辩护领域,带领团队办理刑事案件超2000件,成功帮助上千名当事人争取到取保候审、不起诉、缓刑及罪轻判决。在诈骗罪、非法经营罪、开设赌场罪及卖淫类犯罪,销假类犯罪,性侵类犯罪,毒品犯罪等各类刑事案件有极其丰富的办案经验。团队承诺专业服务、追求有效辩护,在杭州有良好的口碑。